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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和孔子的“理想国”的相似性的哲学论文
小编给大家整理了一篇哲学论文，希望对大家有用。
导读：理想国”形成背景的相似性。对社会秩序、和谐盛世的共同追求。也整整延续了几千年人类对和谐社会的追求。
论文关键词：形成背景，社会秩序，和谐社会，教育和艺术
关于“理想国”的构建，早在公元前三、四世纪，柏拉图和孔子作为东西方文明的奠基者，就做出了自己的设想。虽然所处的时空是相对独立的，但是他们都在追求着一个同样的梦想——和谐之家、理想之国。这是人类的智者在人类社会发展初期就做出的构想，也整整延续了几千年人类对和谐社会的追求。因为两位巨人所处的历史背景不同、思维方式不同，他们的“理想国”存在许多差异，但是可以明显的看出也有许多共通之处。
一、“理想国”形成背景的相似性
作为东西方文化的奠基人，柏拉图和孔子几乎在同一时代的不同的社会背景下提出了各自的“理想国”，他们的出发点都在于纠正时弊，恢复政治生活的秩序，而且都是在游说过程中宣传自己的思想，最终选择了向学生传授的方式传递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柏拉图生活的年代正值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民主制度出现危机，整个希腊城邦制度走向衰落之际。在战争后期，雅典的盟国纷纷反叛脱离，甚至发生了暴动。政局动荡不安，各种政治势力频繁更迭，人民也处在纷繁的战乱中，不得安宁。面对着政治制度的瓦解，雅典城邦的繁荣不再，柏拉图便开始积极需求一种解救的方法。斯巴达的社会制度便成为了柏拉图设计“理想国”的标准和典范。现实社会的混乱，民主制度的衰败教育和艺术，让他更加渴求完型对这种理想城邦的构建。
柏拉图在苏格拉底被处死后，愤然离开雅典。公元前387年到公元前361年的二十几年之间，年届60仍然不顾生命危险三访叙拉古城。他劝说叙拉古城邦的统治者狄奥尼修一世用最佳法律来治理国家和淡化统治者个人的利益，后来和后继者狄奥尼修二世交谈哲学、数学，研究几何学。他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试图将叙拉古建成一个强大的君主立宪国，实现他的理想国构想，而且还希望把自己的知识倾囊相授给君主，期望能辅佐君主成为他理想国中的“哲王”，真正成为理想城邦的统治者。[1]
在柏拉图40岁时，他建立了著名的阿卡德米学园。他希望能够将自己的政治理想传授给学生，由他的学生来实现他未成的理想。
相比而言，孔子也是生活在政局动荡不安的时代。他生活的周朝末年“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的格局渐次形成，周朝天子的仅仅成为了名义上的统治者。国家分崩离析，礼乐败坏，国之不国的社会现状让孔子向往着回到西周那样的太平盛世。所以，在他的治国之道中最为强调的是“周礼”，在孔子看来，只有遵循“周礼”才能合乎“正道”，国家社会才能有序地发展。
孔子在55岁的时候开始了为期14年周游列国的生涯，奔波于鲁、卫、宋、陈、蔡、楚等国游说诸侯，他一方面宣传他的仁政主张，一方面坚持他的教学活动。他曾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雍也》)“道”指“天下有道”的西周时代中国学术期刊网。他认为鲁国比齐国好，只要稍事变革，就可以比拟得上太平盛世的西周。在数年为政生涯中，他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热忱，希望在鲁国重致太平，复兴周公之业。
孔子在30岁时，开始收徒讲学，相传他有弟子三千人，得意门生七十二人。孔子回到鲁国后，集中时间指导学生研究学问，并大规模的搜集和整理古代文献典籍。
柏拉图和孔子都处于奴隶制社会的衰落阶段，面对着现实社会的混乱状态，他们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的描绘出理想的国度，构思起与现实截然不同的理想国，以此来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愿望。但是，他们对国家政治的构想都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当中，他们希望将此付诸实践，通过游说君王、传教于弟子来延续他们的政治见解。由此可见，他们不仅仅是理想主义者，而且还是理想的实践者。柏拉图以斯巴达的社会制度为典范，希望恢复雅典曾经的繁荣和辉煌;孔子以“周礼”为“正道”教育和艺术，希望重建西周时期的礼乐之盛。他们都在国与国之间奔走呼号，宣传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最终都成为了一个为人师者。他们从政治家转变为了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也许，正是政治上的失意，与时政相左的见解把他们推向了形而上的哲思领域。也只有在社会发展的初期，才能有如此伟大的人用他们纯净的思维来构建一个稳定、和谐的理想之国。
二、对社会秩序、和谐盛世的共同追求
柏拉图在《理想国》的开篇就一直在探讨真正的“正义”是什么的问题。柏拉图认为一个好的国家应该具备智慧、勇敢、自制、正义这四种德行。“善”即德行。在柏拉图看来，世界是包括理念世界和感性世界两重的。理念世界是由各种客观的精神即理念构成，统归于善的理念体系。“善”的理式是一切知识的源泉，对于个体而言，“知识就是德行”，所以，柏拉图认为，作为统一的有机体的人，要成为一个善的或者有德行的存在者，就是拥有理念世界的知识并在行为上服从这种知识的指导的人。
在国家的建构上，柏拉图认为每个人依靠自己的天赋才能进行不同的社会分工。但是由于天赋才能的千差万别，每个人只能从事一种自己的工作才能做得更好，这样城邦才能健康有序地发展。在天赋差别和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柏拉图把城邦的组成人员分为三类：生产者、护卫者、统治者。生产者是天赋才能较低的，只善于生产劳作，是国家经济生活的保障，能维持国家和社会的正常运行。护卫者是专门从事战争的军人，他们的天赋较高，擅长作战技艺，是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保障，是统治集团的捍卫者。统治者则是具有高超智慧和真正知识的哲学家，他们是少数的精英，负责掌管国家权力，治理国家。城邦的这三个阶层各尽其才，各得其所，在严格的阶级划分的制度下，实现城邦的和谐自制。“当生意人、辅助者和护国者这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个的事而不相互干扰时便有了正义，从而也就是国家成为了正义的国家。”所以，柏拉图认为正义就是有了知识的指导和明确的社会分工，城邦按照既有的秩序维持和谐稳定的局面。
孔子对于理想国家的构想在《礼记·礼运》中有着比较明确的记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教育和艺术，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样一个大同世界的建立是以“仁爱”为基础的。
孔子所提倡的宗法等级道德体系的核心或基础是宗族社会的血缘关系，即“人伦纲常”。“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就是在这种血缘关系的纽带下建立一种“君臣父子依位而行”的社会秩序。“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仁”即爱人，是治国的根本，敬养父母为孝，亲爱兄弟为悌，友爱朋友为信，关爱子女为慈，恪尽职守为忠，“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仁、敬、孝、慈便是界定尊卑长幼之间和谐融洽相处的原则。[2]
城邦、国家都是由人与人之间的凝聚力构成，不管是天赋分工，还是血缘人伦的自然划分，都需要一种内在的次序来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可以看出，由三个阶层组成的柏拉图的“理想国”，其内部结构是整齐有序的，而且各个阶层之间即界限分明又相互合作，形成一个正义之邦。孔子的“大同”世界里君臣父子之位有序排列，显现出一种整体性和和谐性。这与柏拉图的“理想国”都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在对一种秩序井然的和谐社会的追求。
三、符合政治教化的教育、艺术和对理想君王的选择
柏拉图重视教育的作用，认为艺术应服从于道德政治的教化。他所说的教育包括了音乐、体操、数学、几何、天文、声学和辩证法在内的“七艺”，包含了道德、政治和其他广泛的知识问题的探讨。他认为对个体的教育，可以培养健全的人格，使公民适应自身在城邦中的地位，实现政治治理的需要中国学术期刊网。柏拉图重视音乐教育，他认为“音乐教育比其他任何一种手段都更为有力，更为重要”，由音乐等艺术教育内容所形成的良好的人文环境可以对人们心灵的转向产生积极的影响，起着陶冶性情的作用。柏拉图还对当时流行的四种音乐调式作了甄别，指出多里斯式调乐和佛律癸亚式调乐有利于理想国中战士的道德品质的培养。对于诗人，柏拉图曾对荷马史诗做了较为激烈的批判教育和艺术，他认为荷马史诗不利于培养理想国的保卫者，特别是其中对诸神的描述，有违英雄和神的完美的人格。因此，他认为诗滋养欲念，诗人的模仿不利于读者对诗歌的理解而且诗歌本身不能反映真实世界，而且与“理式”世界的真理隔了三层，诗人离真理最远。他认为应当把诗人驱逐出理想国，但是这并不代表他完全否定了诗歌、艺术，他需要的是有本领的艺术家来描绘出自然优美的方面，使青年们耳濡目染优美的作品才能让他们健康成长。
孔子认为教育的目的除了用仁义礼净化人们的灵魂，协调人们的社会行为之外，最重要的目的还在于培养具有仁义之心的“仕”“君子”，为社会服务，他因此提出了“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述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季氏》)由此可见，孔子是以诗、书、礼、乐为普通教材教育学生的。司马迁是最早提出孔子删诗一说的，不管这一见解正确与否，也可以看出孔子对《诗经》做了增删之后，其目的是为了述礼乐，合乎礼，以此来达到对百姓的道德教化。在《论语·为政第二》载：“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是孔子对《诗经》的思想内容做的一个总体评价，在他看来，《诗经》的风、雅、颂都是发自真性情的创作，思想也是典雅而端正的，适合对百姓的道德教化作用，不伤风雅。
对于教育，他们都认识为教育有教化作用，可以陶冶人们的心灵，还要有利于政治道德教化，柏拉图驱逐诗人，孔子删诗，缘由都在于此。柏拉图的教育内容更为广泛，更倾向于知识问题的探讨，而孔子更加注重教育的实用价值。
除此之外，提出将哲学家作为城邦的统治者，除了柏拉图外，这是绝无仅有的。可见，柏拉图对哲学、知识、真理的重视程度。哲学家通过知识来统治城邦，他的知识即使真理教育和艺术，而这真理又来源于神谕，所以，归根到底，整个城邦的命运是把握在上帝那里的，这将城邦统治的终极划入了唯心主义的范畴中。而孔子提出的君王是“务实”的，这便是其弟子孟子提倡的“民贵君轻”的思想的来源。治理好一个国家要靠君王的德行，要求君王本身要有很高的道德修养。柏拉图和孔子都认为统治者应该是少数的出类拔萃的人才，一是指哲学家，一是指君子，前者是从知识、真理的角度来治理国家，后者是从德行、礼法来使臣民服膺的，他们探讨的治国角度是不同，知识的来源不一样，一是来自于神，一是来自于自身修养，但是都是靠有德有识之人。
四、共同的世界追求
不可否认，不管是柏拉图的《理想国》，还是孔子的“大同”世界，都确实只是一种理想。但是，他们都是在政局混乱、经济凋敝的现实社会的基础上诞生出理想国的构想的，在这样的现实基础上用理论构建了一个城邦。柏拉图也说过：这个城邦天地皆无。这个城邦虽然从未建立，但是缺提供了一种千年之久的政治追求和民心向往之所，成为人们对现实生活的参照对象，以此来建构人们心中的那个理想之国。所以，他们的理想是也是世界的。
参考文献：
[1]王珂平.《理想国》的诗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3.
[2]安德义.论语解读[M].北京:中国书局,2007:5.
[3]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名译.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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