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退税率及应用

时间：2021-02-07 10:05:52 财税毕业论文我要投稿

累退税率及应用

　　累退税率及应用

　　摘要：本文通过对累退税率的介绍，分析累退税率的优点和缺点，指出在现行税收制度中存在累退性质的税种：流转税、滑准税、社会保障税，并提出在新的一轮税制改革中可恰当应用累退税率来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比如负个人所得税、特殊行业的企业所得税、生态税等等。

　　关键词：累退税率;个人所得税;生态税

　　我国对税率一般划分为：比例税率、定额税率和累进税率。

　　只有在为了更好解释累进税率时才提及累退税率，大多数人认为实行累退税率是不可能的，学术界对累退税率的研究也较少。

　　但是，不仅在我国现行税收制度中的某些税种具有累退性质，在未来的税收制度改革中，只要运用恰当，累退税率也能发挥其优势，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

　　一、累退税率的概念

　　累退税率，是“累进税率”的对称。

　　随课税对象数额的相对比例的增大而逐级降低税率的一种递减等级税率。

　　即课税对象数额的相对比例越大，税率越低;课税对象数额的相对比例越小，税率越高。

　　累退税率的结构和计算方法，是将课征对象按标准分为数额大小不同的若干差级，对数额大者适用较低的税率，而对数额小者则适用较高的税率。

　　累退税率是随着累进税率的出现而出现的。

　　19世纪后期西方经济学说史上发生了边际革命，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论，培养了再分配论和累进税率的思想。

　　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消费倾向过低，而社会消费倾向过低又源自于所得和财富的分配不均，因此更加主张累进税率的扩张。

　　同时，累退税率也因反向累进和进一步加剧贫富不均而被认为是“不良税率”。

　　但是，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经济陷入了“滞胀”困境，供给学派认为，累进税率导致生产者的可自由支配收入太少，从而不利于投资和储蓄，不利于经济的增长。

　　累退税率则刚好相反，能够促进生产者扩大投资增加供给。

　　虽然当时政府并没有采用累退税率，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累进税率也逐步下降了。

　　可见，累进税率不一定是“良税率”，而累退税率也不一定是“不良税率”。

　　只有充分地客观地认识每种税率的优点和缺点，并根据经济运行的具体环境，才能做出合理的判断。

　　二、累退税率的优点和缺点

　　(一)累退税率的优点

　　1.有利于效用的平等。

　　边际效用递减是累进税率支持者的主要论证理由，但奥地利学派的重要人物――哈耶克认为，用获得收入的努力来说明收入效用正在递减，则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即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为诱导同样的边际努力所必需的对额外收入的激励也将增加，这反映在税制上应实行累退税率而非累进税率。

　　也就是说，实行累退税率能够使每一份努力所得到的效用都是一样的。

　　2.有利于鼓励提高资本效率。

　　考虑到要素收入的边际成本递增，资本边际效率递减，特别是边际净效率递减，在所得税领域实行累退税更加有利于资本等要素的供给。

　　3.有利于鼓励规模经济。

　　政府为了要限制、禁止或不允许的小生产经营，收入额越少，越课以重税，即可采用这种形式的税率，以达到预定目的。

　　而世界上少数采用累退税率的国家之一荷兰，就曾为了抑制当地的中小企业的发展而对企业所得采用了累退税率。

　　(二)累退税率的缺点

　　1.反向累进，高收入低征收，无法合理地分配税收负担，有违于税收公平主义原则。

　　随所得额的提高，税率却降低，所得多的少征，所得少的多征，对收入再分配具有反向调节作用，使社会各阶层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与纳税人的负担能力不相匹配，违反了税收公平的原则。

　　2.影响社会的稳定。

　　累进税率的优点是税负公平，具有自动调节功能。

　　但是与之相反，累退税率不但没有内在的自动稳定器的作用，而且还会影响社会的稳定。

　　在当经济处于繁荣时期，累退税率使得国民所得的增长超过个人所得税收入的增长，即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收入与国民所得的弹性小于1，从而对经济仍起到一定的加热作用，容易造成经济的过度膨胀;当经济处于萧条时期，累退税率的实行使国民所得的减少大于税收收入的减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经济的过度紧缩。

　　这也是累退税率不被绝大多数国家采用的主要原因。

　　3.计算比较复杂。

　　累退税率和累进税率都存在着计算方法比较复杂的缺点。

　　计税依据数量越大，级距越多，计算步骤越多;而且边际税率和平均税率不一致，税收负担的透明度较差。

　　三、现行税收制度中具有累退性质的税种

　　在现行税收制度中，对课税对象规定逐级递减的税率并不多见，但是，其作为一种分析税收收入再分配效果的方法已被广泛使用，因为一些使用比例税率或定额税率的税种也可能具有累退性。

　　(一)流转税中针对生活必需品征收的税

　　对生活必需品征收的流转税一般采用比例税率，由于穷人与富人在必需品消费方面并无太大差别，故所承担的税负相近，但相对于穷人与富人的收入而言，却呈现出累退性。

　　增值税不区分消费品的性质，基本上采用17%的统一税率，增值税的平均税负随年均收入的增加而降低，其名义上的比例税率，实际上具有明显的累退性。

　　美国至今尚未引进增值税的原因之一就是担心其累退效应所产生的不公平。

　　营业税虽然按行业设置差别比例税率，但并未根据劳务的性质是生活必需性劳务还是奢侈性劳务而相应设置税率，甚至有些奢侈性劳务(如航空运输劳务)的税率(3%)还低于生活必需性劳务(加理发服务劳务)的税率(5%)。

　　因而，营业税在设计本身也就具有一定的累退性。

　　(二)关税中的滑准税

　　滑准税亦称滑动税，是对进口税则中的同一种商品按其市场价格标准分别制订不同价格档次的税率而征收的一种进口关税。

　　其高档商品价格的税率低或不征税，低档商品价格的税率高。

　　征收这种关税的目的是使该种进口商品，不论其进口价格高低，其税后价格保持在一个预定的价格标准上，以稳定进口国内该种商品的市场价格。

　　我国之前只对进口新闻纸征收过滑准税。

　　近几年，我国棉花市场供需缺口不断加大，亟须增加棉花进口的数量，为了稳定棉花价格，正确调控棉花市场，根据海关总署2005年第16号和第64号公告，自2005年5月1日起，我国对配额外报关进口的棉花以滑准税方式征收进口关税。

　　(三)社会保障税

　　社会保障税比较普遍的征收方法是对个人收入规定一个限额，对收入中未超过限额的部分按比例征收保障税，对收入中超过限额的部分不征收社会保障税。

　　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采用了这种方法。

　　如法国的年金保险及失业保险、美国的年金保险、疾病与生育保险等。

　　在保障税的'设立中，为体现公平和效率的均衡要求，都设立了征纳上限，同时也不考虑家庭人口的多寡和其它的特殊情况;另外，对于多数高收入者来说,除薪金、工资以外,还有大量的利息、股息、租金和其它的资本利得收入，而这一部分是不属于社会保障税的征纳范围的。

　　这样，从缴纳的保障税与个人收入的比例来说，收入越多，缴纳的保障税在个人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小，形成个人税款的累退制，征纳上限越低，考虑的特殊情况越少，累退效应就越强。

　　在实际征纳过程中收入越高，税负就相对减轻。

　　这种累退效应随财富分配的不公平程度而不断的增强。

　　四、对我国税制改革中应用累退税率的建议

　　目前，我国正酝酿新一轮的税制改革。

　　会议提出了要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调整;更加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节能环保水平;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缩小收入差距;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目标。

　　无论是税收制度的完善还是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税率结构的合理选择。

　　作为一个明智的选择主体，我国政府应该从现阶段的政策目标出发，针对累退税率的优缺点来衡量其在税收制度中的应用，权衡各种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对我国税率的结构作出理性的选择。

　　(一)负个人所得税

　　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首次提出负所得税理论。

　　负个人所得税是以政府向个人支付所得税来代替社会福利补助的一种形式，对政府来说是个人所得税的负收入。

　　其目的有两个：一是对低收入群体不仅不用收税，而且给予所得税补助，以保证个人收入不低于一定的水平;二是在补助低收入者的同时，又要保全效率，不养懒汉。

　　负所得税的基本思想是政府规定最低收入指标，然后按一定的负所得税税率，根据个人不同的实际收入按比例发给补助金，这种补助金便为负所得税。

　　补助的金额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逐步减少，即采用累退税率。

　　美国提出的“家庭援助计划”和 “改善就业机会和收入计划”，这些福利制度改革的措施都反应了负所得税的思想。

　　目前加拿大也已普遍运用负所得税理论，对低收入者在儿童抚养、配偶补助、失业保险费、教育费、医疗费等项目均实行了负所得税的制度，负所得额可抵减应缴所得税额。

　　我国在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将为负所得税制度的可行性提供宝贵的管理经验。

　　将社会福利支出转由税收支出，还因为税收征管效率高，可大大减少政府的社会福利管理费用，提高办事效率。

　　负所得税的补助制度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

　　既帮助低收入者维持了最低生活水平，同时又不会挫伤工作积极性，克服了依赖政府过生活的思想，又可缩小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兼顾公平和效率，通过增加贫困者收入，还有达到扩大内需的作用。

　　(二)对特殊行业的企业所得税采用累退税率

　　对具有明显规模经济的企业，或者不适合采用小规模生产的企业所得可采用累退税率。

　　规模经济是指随着生产和经营规模的扩大而出现的产品成本下降、收益递增的现象。

　　规模的扩大，会产生规模经济的外部效应和内部效应。

　　外部经济规模效应是指通过寻求有利于企业运行效率提高的外部环境和外部产出规模，如在一个区域内吸引不同企业，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和服务，吸引顾客，形成独特的生产和营销网络，改善信息和资金流通运营环境，提高非价格竞争力。

　　内部经济规模效应是指公司通过扩大规模、降低成本来获得经济利益，其效益的提高来源于企业自身规模的扩大，而与其所在产业及所处地理位置无关。

　　例如，在我国，小型煤炭企业和矿井“多、散、弱、差”，对其管理难度大，一些小型的煤矿企业生产设备落后，不具备安全生产基本条件，安全隐患多，开发利用粗放。

　　而大型的煤矿企业相对而言则易于管理，安全隐患少，加快技术进步的可能性大。

　　同样，在我国的造纸行业中也存在着很多小的造纸企业对环境污染严重，对其管理的难度大。

　　通过采用累退税率，可以抑制这些小型企业的发展，发挥这些行业的规模效应，不仅可以产生外部经济规模效应，而且还可以通过优化内部管理来增加内部经济规模效应。

　　(三)在生态税收中引入累退税率

　　生态税收源于英国“福利经济学之父”庇古的外部性理论。

　　庇古主张，为克服私人和社会净产出之间的差异，国家应对产生外部负效应的企业征税，其数额应该等于该企业给社会所造成的损害，以便使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相等;同时对产生外部正效应的单位给予补助或津贴，以此刺激产量增加。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恶化和对环境问题的日益重视，公共财政学家和环境经济学家越来越关注生态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正如对具有负外部效应的企业可研究采用累进税率，使其尽量减少生产具有负外部效应的产品一样，对具有正外部效应的企业，也可研究采用累退税率，鼓励其增加供给具有正外部性的产品。

　　例如，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能诱发沿线土地升值，促进沿线房地产、商业等行业的加速发展。

　　从这一意义上讲，城市轨道交通能增加城市的社会经济福利，带来巨大的正效应。

　　绿色食物、图书、教育、绿化、农村的寿险市场等等都具有正的外部效应，为激励这些企业增加生产、提高供给量，可对其企业所得采用累退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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