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歌中的失对现象
杜甫诗歌中的失对现象【1】
摘 要：杜甫作为律诗创作的集大成者，将律诗推向巅峰，并赋予七律以创新性，打破了固定的谱式，创成一种“拗格律诗”。
以往将不合律的诗歌认为是古体诗，排除于律诗范围之外的做法太过武断。
研究杜甫诗歌中的失对现象，应结合杜甫诗集中失对诗歌的整理、杜甫所处的时代和古今语音的演变进行多方位地分析。
关键词：杜甫 失对 律诗
一、引言
杜甫出身于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以祖父杜审言为荣，致力于格律诗创作。
他曾说“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宗武生日》)，将诗歌创作当作家族事业，并告诫其子继承父志。
杜甫擅作律诗，其律诗严谨而技艺高超，创作时“遣词必中律”(《桥陵诗三十韵》)，而“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的自我评价更是让我们看到杜甫律诗创作的不断完善。
然而，在杜甫的一千多首律诗中却有不少失对的诗句。
明代高檬《唐诗品汇》卷三有云：“少陵七言律法独异诸家，而篇什亦盛”。
清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七律凡律》也指出：“七言律诗至杜工部而曲尽其变。其气盛、其言昌、格法、句法、字法、章法，无美不备，无奇不臻。横绝古今，莫能两大。”杜甫律诗“独异诸家”的表现之一，就是律诗“拗体”的形成。
失对作为律诗“拗体”的一种，今人研究甚少，且研究至今仍争议颇多，疑点重重。
本文研究的是钱谦益《钱注杜诗》中所入的杜甫诗歌 。
二、杜甫诗歌失对类型分析
(一)绝句中的失对现象
杜甫绝句诗的篇幅相对律诗而言要小，诗句能够灵活改动的空间不大。
从形式与结构上来说，绝句诗出现失对现象的概率比较小。
钱谦益的《钱注杜诗》中总共收入542首绝句，出现失对现象的诗歌占7首，且皆为杜甫漂泊西南时期所作的七言绝句诗。
其中，在成都及锦汉梓州时，有4首出现失对现象的绝句诗：《绝句漫兴九首》《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三绝句》《戏为六绝句》;行过戎州、渝州，和居住在云安、夔州时有1首：《夔州歌十绝句》;居住在夔州时出现1首：《解闷十二首》;大历三年正月，起峡中，至江陵，到湖南时出现1首：《书堂饮既夜复邀李尚书下马月下赋绝句》。
由此可见，自送严武还朝后，杜甫迁家到锦州、梓州的那段时间里出现了较多失对的绝句诗，而此前并不存在，此后也只是偶尔出现。
(二)律诗中的失对现象
杜甫的五律韵律严谨精细，但其中出现失对的诗歌也不少，而且几乎全部表现为上句第二字、第四字都用平声字或都用仄声字。
因为“七言难工”，加上杜甫对规则的摒弃，使得七言律诗多出现失对现象。
收入《钱注杜诗》中的杜甫的律诗篇数有九百一十六首，而存在失对现象的就有50首之多，其中五律占27首，七律23首。
其中，天宝未乱及陷贼中所作的诗歌中有失对现象的五律2首，七律2首;陷贼与为官时期的有五律3首，七律2首;漂泊西南时期的有五律22首，七律19首。
在成都所作的有五律3首，七律4首;在成都及锦汉梓州所作的有五律10首，七律4首;行过戎，渝州，居云安、夔州所作的有五律3首，七律4首;居夔州所作的有五律4首，七律5首;大历三年正月，起峡中，至江陵，及湖南所作的有五律1首，无失对七律;自公安发，次岳州及湖南所作的有五律1首，七律2首。
由以上数据不难看出：杜甫律诗中的失对现象多存在于其早期的诗歌中，数量变化上由少变多，再由多变少，呈抛物线状。
就其晚年而言，这结果无疑与杜甫对自己“晚节渐于诗律细”的评价相差无几。
因此，不妨对杜甫诗歌中存在的失对现象进行一番仔细地探讨。
三、杜甫诗歌失对的原因分析
(一)语言系统内部的原因
1.古今古音的发展变化
语言三要素中，语音的发展演变最快，从唐朝至今，有许多语音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研究杜甫诗歌失对现象时，最值得一提的是在唐朝时念平声的字如今却念成仄声，比如：“看、过、浪、论、俱、场”等。
不妨就以这六个字为例加以分析。
在北宋陈彭年于唐代韵书的基础上编修而成的《广韵》一书中，“看”是“苦寒切，上平25寒”，而宋末刘渊的《壬子新刊礼部韵略》记载“上平十四寒，去声十五翰”。
这说明，“看”字在唐代是平声，到了宋朝后期，出现了仄声的念法。
即使在现代汉语中，“看”字仍然是多音字，有平有仄，但是字义不同。
因此，“且食双鱼美，谁看异味重?”(《李监宅》)“不贪夜识金银气，远害朝看麋鹿游。”(《题张氏隐居》)“自到青冥里，休看白发生。”(《赠陈二补阙》)等诸如此类的诗句，在今天看来是失对的，在唐朝却是符合律诗平仄规律的。
经过前人的考证，“过”字在诗句中不论是作名词还是作动词，都存在平仄两用的情况，即“过”的古音为平仄两用，且两韵部字义不变。
在《钱注杜诗》中，有不少将其用作平声的诗歌，例如“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有感五首》其三)“经过自爱惜，取次莫论兵。”(《送元二适江左》)“消息多旗帜，经过叹里闾。”(《赠李八秘书别三十韵》)。
在中古音韵里，“浪”字鲁当切，“论”字卢昆切，“场”字直良切，“俱”字举朱切，此皆为平声韵部。
虽然语音的快速发展使得这些字变平为仄，但是，我们不能根据如今的读法而将上述文字认定为仄声。
因此，上述例子就唐代的音韵系统而言，是算不上失对的。
2.双声叠韵
杜甫虽然严守律诗粘对规律，但更为注重细密的双声叠韵之美。
清人周春在其著作《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八卷中指出：“双声叠韵，分而言之，三百篇所早有。
沿及两汉魏晋，莫不皆然。
但尔时音韵之学未兴，并无所谓双声叠韵名目，故散见而不必属对也。
自沈约创四声切韵，有‘前浮声，后切响’之说，于是始尚对者。
或各相对，或互相对，调高律谐，最称精细。
唐初律体盛行，而其法愈密，惟少陵尤熟于此，神明变化，遂为用双声叠韵之极则。”(《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卷一)。
就以下诗句为例：
(1)江上被花恼不彻，无处告诉只颠狂。
(《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一 ) (2)卑枝低结子，接叶暗巢莺。
(《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二)
(3)恍惚寒山暮，逶迤白雾昏。
(《西阁夜》)
(4)消息多旗帜，经过叹里闾。
(《赠李八秘书别三十韵》)
其中，(1)(2)两句中的标记处为叠韵词，(3)(4)两句中的标记处为双声词。
双声叠韵相互交错，或彼此对应，使得律诗的声调更为和谐，虽然出现了失对现象，但仍可视为杜甫对律诗平仄格律的加强。
换言之，平仄规则的应用与双声叠韵词的使用，都是为了让律诗的声调更加和谐，当二者不可兼得时，杜甫选择了更合适的后者。
当双声叠韵词更胜一筹时，杜甫会挣脱律诗框架的束缚，舍平仄对仗而求音律和谐。
由此可见，杜甫对于律诗创作并非只是遵循格律，还有所创造，可以说得上是“戴着镣铐跳舞”。
(二)社会原因
1.文化原因
唐朝的科举考试以诗歌为主，因此唐诗盛行一时，文人墨客多擅长诗歌创作，律诗在唐朝也初现模型。
唐人殷[《河岳英灵集》称“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备矣”，可见在杜甫生活的年代，律诗已有一定的规模，但还不成熟，其规则也不完备，期间有些诗歌仍然是古律混杂的“齐梁体”。
因此，杜甫早期的律诗创作虽格律严谨，且数量不多，但其所作的律诗不成熟，仍出现失对现象，这跟律诗规则不完备有很大关系。
自古时势造英雄。
杜甫一生坎坷，战乱漂泊的几年，饱受战乱之苦，见到了太多民不聊生，生灵涂炭的世间景象，使得他更接近下层百姓。
期间，他的思想逐渐转变，其诗歌宣泄内心情感和反映现实社会的意味越发浓厚，抒发心中爱国爱民之情的想法远远大于吟风弄月之心，对诗歌的追求亦不仅限于对形式和格律的严谨塑造，而是人格形象的“诗意化”。
相对于格律诗而言，古体诗的题材更广，更有利于抒情。
受到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精神的影响，为了抒发自己内心的苦闷之感，表达忧国忧民的爱国之情，当情感的抒发和韵律规则相冲突时，杜甫毅然决然地选择反映现实以揭露社会的黑暗面，追求“意趣为上，诗律别之”的诗意化创作。
杜甫诗歌的转变与其生活经历密不可分。
随着杜甫人生阅历越来越丰富，人生感慨越来越深沉，他的七律中注入了更加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使格律诗跳出上层文化圈，走向大众文化。
刘辰翁评曰：“小纵绳墨，最是倾倒，律诗不甚缚律者。”(《唐诗品汇》卷八四引)。
他此时的创作自由洒脱，不受束缚，绝非为了入仕将自己限定在一个狭隘的领域。
相比年轻时多受文人骚客、世族贵胄追捧，此时他的读者多了许多下层平民百姓。
为了使文化水平较低的人读懂，他使诗句平民化、明白晓畅，这就难免出现失对现象。
例如：“手种桃李非无主，野老墙低还似家。”(《绝句漫兴九首》其二)“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这些诗歌通俗易懂，诗中意象也极具乡村色彩。
刘熙载说：“少陵以前律诗，枝枝节节为之，气断意促，前后或不相管摄，实由于古体未深耳。少陵深于古体，运古人律，所以开阖变化，施无不宜。”(《艺概》卷二)即杜甫在成熟的律诗形式中有意识地渗入古体诗加以创新，探索便于抒情的新格律形式。
正如杜甫自己所说的“觅句新知律”(《又示宗武》)，在格律诗走向成熟之后，他对格律有了新的认识和发现，认为“运古人律”更能纵意所如。
期间，“凉风动万里，群盗尚纵横。”(《悲秋》)“良会不复久，此生何太劳。”(《王阆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别之作》)“南雪不到地，青崖沾未消。”(《又雪》)“小雨夜复密，回风吹早秋。”(《夜雨》)等诗句的出现，体现了古体诗“三平调”“三仄调”形式的引入。
在成都和梓州的这段时间，虽靠好友救济生活，但相对而言比较安定，杜甫有更多时间创作甚至创新格律诗。
律诗创作尚未成熟、追求“意趣为上”的诗意化创作、平民化语言的使用和“运古人律”，都是杜甫格律诗创新过程中失对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
2.政治原因
唐朝以诗歌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统治阶层在诗歌的题材范围上有所倾向，对律诗的格律创作也存在着有形甚至无形的约束。
为了出仕为官，迎合大众趋势，文人多将题材和形式限定在官方严谨的格律之中。
在杜甫之前，这基本上已成为一种趋势。
杜甫早期的诗歌作品也显示出他受到这种趋势的影响，即多为格律严谨的应试之作。
因此，困守长安十年之前的杜甫诗歌很少出现失对现象，偶尔出现的，也是因为当时律诗尚未成熟。
安史之乱后，国家动荡，政治腐`，有识之士希望挽救日渐式微的国势，新乐府运动应时而生。
这期间的大量诗歌为新乐府诗，文人士大夫利用诗歌讽刺褒贬时政的意识逐渐强烈。
而此时，近体诗也已完全定型，形成其稳定的句法格局。
正所谓“穷极思变”，在文化改革潮流的冲击之下，杜甫开始有意识地改革格律诗，其已成熟的格律诗创作逐渐形成一种求变的趋势，以顺应新乐府运动。
这种趋势使得杜诗的诗句更灵活多变，平仄对仗更不拘一格。
正是因为杜甫深得声律之精髓，敢于大胆创新，才能写出异于律诗正体的变体律诗，从而为失对现象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四、结语
纵观唐代历史，杜甫诗歌失对现象的出现，是初唐“齐梁体”对尚未成熟的格律诗的辐射影响;是律诗发展成熟后“穷极思变”的必然结果;是双声叠韵词较平仄格律更能使声律和谐的选择;是杜甫重新认识格律，“运古入律” 的创新;是顺应新乐府运动号召的时代产物。
杜甫诗歌失对现象研究作为一项新起的研究领域，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深度，拥有广阔的研究前景和巨大的发展潜力。
杜甫诗歌中失对现象的研究，无疑会使我们对杜甫这位格律严谨的律诗大家的了解更全面、更透彻，也有利于我们梳理出完善的诗学体系。
分析杜甫所处的年代与其诗歌失对现象之间的关系，必将对诗歌格律的深入研究有所裨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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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诗歌中的燕子意象【2】
[摘要]杜甫一生写过1400余首诗。
他以诗宽心,以诗遣兴,“山鸟山花吾友于”,花鸟鱼虫,草木城池,皆可以入他的诗中,而其中要算以燕子这个意象为最频繁。
他的所有诗作中,共出现了53次燕子,数目不可谓不多。
这53只燕子之中,分别被赋予了不同的感情色彩和衬托作用,感情色彩,有欢愉的燕子,有悲伤的.燕子,有可爱的燕子,有讨嫌的燕子,总之,不一而足。
考察杜甫诗歌中的这些燕子的意象,或许可以窥见杜诗海涵地负、无所不包的艺术宽容性,对于研究杜甫的诗歌,不无裨益。
[关键词]杜甫诗歌 意象 燕子
一
意象是诗歌的组成部分。
它和声律一同构成了我国古典诗歌的整体。
意象的语源,最早出于《周易系辞》:“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但那时,关于“意”跟“象”只是用于算卦上,而且意跟象分开。
最早将意象一词,用于文学评论的,是刘勰,他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提到:“……然后使玄解之宰,学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近。”自后来,意象便成为中国古典诗歌批评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
那么,何谓意象呢?所谓象,是指物质世界的客观表象,比如一棵树,一阵风;所谓意,即是诗人的主观意念,包括诗人的感情在内。
结合起来说,意象指的是作者主观情感同客观景物的融合。
陈植锷先生在《诗歌意象论》一书中,从理论上概括意象的含义是:“意象是以词语为载体的诗歌艺术的基本符号。”为什么要强调是诗歌艺术的基本符号呢?我们知道,同样一个词语,它有着两种不同的功能,在日常语言中,它代表的是一种固定的抽象概念,而在诗歌语言中,它就可以形成一种意象,那么此刻它代表的,则不仅仅是一种固定的含义,而且还是具有作者的主观感情色彩的某种含义(或者说是象征)。
即以燕子为例,查《汉语大字典》“燕子”条,如下:
燕子:鸟纲燕科各种类的统称。
体型小,翼尖长,尾分叉呈剪状,喙扁短,口裂深,飞行时捕食昆虫,对农作物有益。
属候鸟(汉语大字典1043页)。
这是日常语言中的燕子,它只能是一只燕子,一只普遍的,人们都认识的固定的燕子;而在诗歌语言中,它可以是许许多多的不同的燕子,甚至超过了本身的“燕子”含义而发展成其他物象。
比如,杜甫《去矣行》中的:“焉能作堂上燕,衔泥附炎热?”这句诗里的燕子,就不仅仅是一只燕子,它被赋予了诗作者的主观意念,就有了一种象征趋炎附势的小人的含义。
由此也可以说,“在诗歌艺术中,这种通过一定的组合关系,表达某种特定意念而让读者得之言外的语言形象,就叫意象。”
二
关于燕子这个意象,早在我国最古的诗歌《诗经》中,就曾多次出现过。
比如,“燕燕于飞,差池其羽”(《邶风燕燕》),到后来的“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古诗十九首》其十二《东城高且长》),“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曹丕《燕歌行》其一),无不以燕子入诗。
到了杜甫则更是大量使用。
据笔者根据《全唐诗》统计,杜甫总共一千四百多首诗中共出现了53次燕子,这些燕子分别被赋予不同的情感和作用。
王国维说过:“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杜甫诗歌中的燕子,也似乎带上了诗人自己的感情,当他夜听许十一诵诗,感受到朗诵者的风雅的时候,燕子在他的眼中,是“紫燕自超诣,翠驳谁翦剔?”(《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当他送别生死之交的友人时,燕子在他眼中,似乎也是居无定所,“悲君随燕雀,薄宦走风尘!”(《赠别何邕》)。当久旱不雨,而突然下起雨来,诗人的心情,便也觉得“巢燕高飞尽,林花润色分。”(《喜雨》)。
燕子成了无忧无虑,凌空高翔的欢喜之物。
当他不称意的时候,燕子在他的眼中,则成了恼人的动物。
比如,“清秋燕子故飞飞”(《秋兴八首》其三),钱谦益注曰:“故飞飞者,恼乱之词,亦触迕也。”(《杜诗详注》转引),还有《绝句漫兴九首》其三中的那只燕子,更是“衔泥点污琴书内,更接飞虫打著人”,恼人之至。
而最多的,杜甫诗中的燕子,是被诗人赋予了一种闲适悠然的情怀。
比如,“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二首》),比如,“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绝句二首》其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闲适的燕子,大多写在他的晚年定居在成都草堂之后。
杜甫的后半生,展转漂泊,类如转篷,几乎都是在离乱中度过的。
他早年上《三大礼赋》时,于文中自称自己的诗文是“沉郁顿挫”(《进雕赋》),虽然他那时的诗风还不成熟,这四个字远不足于概括他当时的风格,但却巧合地成了他一生的评价。
所谓沉郁顿挫,沉郁是指感情深沉郁积,犹如音乐里的闷音,在抑郁压制之中埋伏着一种巨大的张力。
至于顿挫,周振甫先生在《诗词例话》里说得好:“顿挫好比用毛笔写字,把笔锋按下去叫顿,顿后使个梢松而转笔叫挫。”也就是说,顿挫是指诗歌创作上的一种表达方法。
但应该注意的是,杜甫虽然一生漂泊,居无定所,在他稍稍安定下来,比如,在成都草堂定居的时候,他的心情,他的诗歌,也并非一味的沉郁,表达上也并非一味的顿挫,他还是写出了一些闲适的诗作。
体现在他的燕子意象中,便是这些燕子都被赋于了一种闲适轻松的感情。
比如,杜甫在朋友的资助下,终于建成了草堂,他的心情,自然是轻松愉快而又闲适自得的,请看他的《堂成》:
背郭堂成荫白茅,绿江路熟俯青郊。
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
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
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
第一联,先写了草堂的地理位置;第二联,运用静态的描写方法写周围的景物;第三联,写飞禽,“频来语燕定新巢”一句,燕子不但频来定巢,而且似乎它的鸣声,在诗人听来,也像人的贺喜的语言。
正如罗大经《鹤林玉露》中评此诗:“盖因乌飞燕语,而喜己之携雏卜居,其乐与之相似。”将诗人之乐,转嫁到燕乌之乐,正如黑格尔所说:“抒情诗人把最有实体性的最本质的东西也看作是他自己的东西,作为他自己的情欲,心情和感想,作为这些心理活动的产品而表达出来。”
相似的作品还有《江村》,其中的:“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一联,将没有人类智力的燕子的飞行,说成“自去自来”,也是赋予了“燕子”悠然自得的拟人性情感,表达了作者的悠闲情怀。
无怪乎黄生评之曰:“杜律不难于老健,而难于轻松。此诗见潇洒流逸之致。”
燕子,不但可以被赋上不同的感情色彩,甚至还可以成为诗人亲密的朋友。
唐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年),杜甫由夔州出峡,准备北归洛阳,但因时局动乱,亲友尽疏,北归无望,只得以舟为家,漂泊于江陵,公安,岳州,潭州一带。
大历四年春,杜甫离开潭州,欲往赴衡州。
他乡行役,远客孤舟,杜甫的心,无疑地是寂寞的,这时有一只燕子飞到了他的船上,杜甫喜出望外,马上引这只燕子为心灵的朋友,写了一首《燕子来舟中作》:
湖南为客动经春,燕子衔泥两度新。
旧入故园常识主,如今社日远看人。
可怜处处巢君室,何异飘飘托此身。
暂语船樯还起去,穿花落水益沾巾。
诗人一生胸负大志,“许身一何愚,窃比契与稷”(《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以天下为己任,立志施展自己的才华,像古代的圣贤契与稷那样,造福万民。
但他却不为人君所用,以致一生落落无成,连生计都难以保障。
现在年纪老了,“孤舟漂泊,惟有燕子来,命题感慨。”。
首句“湖南为客动经春,燕子衔泥两度新”,点明时令,并引出所咏对象――燕子;“旧入故园尝识主,如今社日远看人”,仿佛燕子还能认得过去的主人,远远地看着“我”,却又疑惑,这个过去的主人,怎么变得如此之苍老呢?从侧面点出了杜老自伤之感。
“可怜处处巢君室,何异飘飘托此身”,“我”老病一身,亲友寥落,而你这只燕子竟然还能飞来和我做伴,真是其幸何如了!这里,则把燕子当做同甘共苦的朋友,而末句“暂语船樯还起去,穿花落水益沾巾。”更是极写燕子的不忍离去,将赋在燕子身上的感情,铺展到了极致。
三
清代的诗论家袁枚曾这样说道:“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词。”(《遣兴》),打个比方来说,诗人就像三军统帅,自然界的一切物象,则是他的兵马。
杜甫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元帅”,他的诗中,“兵多将广”,关于上文提到过的燕子这个意象,在他的诗中,也发挥了多样的作用。
有点明节气之用,如“春隔鸡人昼,秋期燕子凉”(《送许八拾遗归江宁觐省。
甫昔时尝客游此县,于许生处乞瓦棺寺维摩图样,志诸篇末》),以燕子为秋天物象之代表,类似的还有“玄蝉无停号,秋燕已如客”(《立秋後题》)。
有贺喜之燕,如“紫诰鸾回纸,清朝燕贺人”,《奉贺阳城郡王太夫人恩命加邓国太夫人》,借燕子之贺,代替人之贺,更添喜庆之氛。
再如,“楼上炎天冰雪生,高尽燕雀贺新成”,(《江陵节度阳城郡王新楼成王请严侍御判官赋七字句同作》),亦是贺喜之燕。
有起衬托作用之燕,如“梁间燕雀休惊怕,亦未抟空上九天”(《姜楚公画角鹰歌》),以梁间平凡而胆小之燕,衬托出姜楚公所画之鹰的英武凶猛。
有起象征作用之燕子,如“故巢傥未毁,会傍主人飞(《归燕》)”,这是象征忠贞之士的;“焉能作堂上燕,衔泥附炎热?”(《去矣行》),这是象征趋炎附势的营营之徒;“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这里则是象征正要大展宏图的志士了。
总之,杜甫成功地使用了燕子这个中国古典诗歌中历代传承下来的意象,用它来表达多种多样的感情,得心应手地让这只传统的鸟,在它的诗歌中发挥不同的作用,从这一个小小的方面,我们或许可以管窥到杜诗海涵地负的高度艺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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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黑格尔.美学.
杜甫诗歌中的舟船意象【3】
摘 要：杜甫诗作中含有大量的舟船意象，从诗人的住行与其诗歌创作的关系角度，分析其诗中的舟船意象，发现杜诗中的舟船意象丰富了水上舟船的表现角度，伴随着水上行旅生发出独特的情感体验。
在深层意蕴上，杜甫为舟船意象赋予鲜明的家国关怀，使其彰显出宝贵的精神价值。
关键词：杜甫;舟船意象;表现角度;情感体验;家国关怀
杜甫在《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里回顾一生，发出“哀伤同庾信”的悲叹;①在《咏怀古迹五首》(其一)中又说“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两处相联，发现杜甫与庾信在漂泊他乡上是一致的。
只不过庾信是南人北寓，杜甫是北人南泊。
北马南船，杜甫在南方的生活，不可避免地与舟船有了联系。
“关下嘉陵水，沙头杜老舟”(《嘉陵江过合州汉初县下》)[1]，是南宋范成大的诗句，“杜老”即指杜甫。
杜甫在《惜别行送刘仆射判官》中写道“杜陵老翁秋系船，扶病相识长沙驿”，又在《短歌行送祁录事归合州因寄苏使君》中说到“君今起舵春江流，余亦沙边具小舟”。
范成大将杜甫的诗句“杜陵老翁秋系船”、“余亦沙边具小舟”合并浓缩为“沙头杜老舟”并写入己诗，足见杜甫在生活上与舟船是很密切的。
缘此，笔者即试析一下杜诗中舟船意象的独特风貌。
一、舟船意象渊源与杜诗中的舟船意象
我国很早就发明了独木舟，随后演变出空间更大的木板船。
最初“舟是指用于江河两岸的过渡工具，而船则是沿水道上下航行的远行工具”[2]，舟、船“普及之后，最先的这种过渡与远行的区分就不明显了”[3]，可并称为舟船。
早在先秦时，诗歌中就出现了舟船意象，如“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诗经柏舟》)[4]。
作为诗歌意象的舟船，在言语表达层面上，由于古人分类的细致、修辞等因素，除了舟、船，尚有航、舸、、桨、棹等多种表达。
而先秦至盛唐，杜甫诗歌中出现的舟船频次是最多的，高达470余次。
②杜甫笔下的舟船意象始于其身处北方之时，但数量较少。
杜甫真正在生活上与舟船密切相关、在诗歌中大量涉及舟船意象并凸显其自身特色，是从漂泊西南开始的。
二、杜甫诗歌中舟船意象的特点
自先秦至盛唐，诗歌中舟船意象的表达情境，多为渡水场景、泛游描写，情感上多为玩乐、离情、隐逸等。
而到了杜甫，时代环境的前后变迁，自身的经历与情感的参与，使其诗中的舟船意象以更接近生活的笔调呈现出来，诗中的意象与诗人自身的外在处境、内在情感联系的更为紧密。
杜甫面对安史之乱引起的社会动荡、肃宗的冷遇等情况，被迫举家流浪至相对安定的南方。
然而，即使在南方，也先后出现了多次骚乱。
这种情形下，杜甫不论是思北归还是避战乱，都与作为水路交通工具的舟船有了联系。
更突出的是，他出峡后真正达到了舟居的地步。
③杜甫频繁的舟居与船行，反映到创作中，就使得其诗中的舟船意象呈现出自身的特点：
第一，外在处境上，丰富了水上舟船的表现角度。
杜诗中的舟船意象出现的表达情境，不仅涉及离别、游玩这些一般化题材，而且触及到更广泛、实际的水上生活。
首先，杜甫细致地表现了一些虽不“诗情画意”但却实际真切的水上行旅体验，如“吹帽时时落，维舟日日孤”(《缆船苦风戏题四韵奉简郑十三判官》)、“舟中无日不沙尘，岸上空村尽豺虎”(《发刘郎浦》)。
这种体验，与孟浩然的“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宿建德江》)、李白的“两岸猿声啼不尽，轻舟已过万重山”(《早发白帝城》)相比[5]，确实是大异其趣的。
其次，杜甫诗歌中大量写到舟人船工这些普通劳动人民，独特地表现了他们的行船技术及相关的打鱼、客货运输等内容。
第二，内在情感上，伴随着水上行旅生发出独特的情感体验。
杜甫到南方后，又怀念起生活多年的长安，常希望经水路出峡、至吴会沿运河北上返京。
在川渝时，舟船就成了他出峡的希望，如“轻舟下吴会，主簿意何如”(《逢唐兴刘主簿弟》)等。
但出峡后，因计划与实际不符，他的生活时有窘迫，终致未抵吴会，客死荆湘。
与其他诗人如鲍照、王昌龄不同，杜甫漂泊荆湘的三年，朋友变故、军阀战乱，使其四处奔波，居无定所，常处于水上行旅中与舟船相伴，这种相伴是长期的甚至是有些无奈的，消除了应景、猎奇等因素，具有更为真切、深刻的人生体验。
通过分析杜诗中诸如“扁舟空老去，无补圣明朝”(《野望》)、“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登岳阳楼》)等诗句，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诗人水上行旅时孤苦无依的情态，甚至在无奈、病困之下竟将舟船视为最后的寄托物与安顿所。
三、杜甫诗歌中舟船意象的精神价值
汉代李尤认为：“舟楫之利，譬犹舆马。辇重历远，以济天下。”(《舟楫铭》)[6]晋代枣据也称美舟船：“且论器而比象，似君子之淑清。外质朴而无饰，内空虚以受盈。”(《船赋》)[7]由此可看出舟船的作用与地位，也感受到舟船比德而出的内在意蕴。
依此观照杜甫诗歌中作为意象的舟船，可以说折射出了强烈的家国关怀。
这种家国关怀，主要表现为实虚家园、比德君国。
(一)实虚家园
杜甫以细致的写实手法，较为充分地表现了南方水乡的生活面貌。
这类诗作中写到最多的是打鱼，如“渔人漾舟沉大网，截江一拥数百鳞”(《观打鱼歌》)等。
杜甫的这类诗句，与何逊的“渔舟乍回归，沙禽时独赴”(《答丘长史诗》)等相比[8]，对这种生产活动的描绘确实更有活泼灵动的生活气息，就描写打鱼而言，杜甫的诗句更为形象生动。
杜诗中也多次写到南方的水路运输，如“蚕崖铁马瘦，灌口米船稀”(《西山三首》其三)、“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夔州歌十绝句》其七)。
此外，如前提及，长期居住南方，杜甫在诗中也写到水手善于使船的情形，如“欹帆侧舵入波涛，撇漩捎无险阻”(《最能行》)，这在水高滩险的滟体现得尤为明显，“舟人渔子歌回首，估客胡商泪满襟”(《滟》)，用乘客的惊恐落泪反衬舟工船夫的歌笑自若，更凸显了其行船的巧妙。
这也从侧面展现了舟人船工这一阶层刺激而自信的生活情态。
总之，杜诗中的舟船意象，较为充分地反映了以舟船为工具的水路交通、渔业生产，真切地体现出诗人对普通劳动人民的关注与热爱。
以此观之，杜诗中的舟船意象带有明显的家园气息。
杜诗中的舟船意象在表现南方百姓的家园气息上，是切实的;但对于他自身而言，却是化虚的。
杜甫居住草堂后，生活境况相对安定，与家人有了更多的团聚时光，如《进艇》诗中“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表达了戏耍游乐的悠然欣悦之情。
像这种舟船意象中含有拖家带口的情境表现，杜甫以前，只有津女救父等典故、棹女情郎等内容稍微沾点边，而文人在诗中鲜有这样涉及其家庭的。
此外，杜诗中还有写到一家子靠着舟船四处流荡的场景。
家庭悲喜之外，他还抒发了对故园的深深依恋。
视京洛为故乡的杜甫，他的怀乡与恋阙紧密相连。
杜甫遇到故人归京或者舟船往来，便会引发家国之思，如“西江使船至，时复问京华”(《溪上》);而“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秋兴八首》其一)的“故园心”，从《秋兴八首》整体上看，更是将思乡与恋阙巧妙联在了一起。
杜甫融合了思乡与恋阙，又受到报国安民理想的鞭策，使其虽漂泊困顿，但从不绝望，一直热爱生活、关注现实。
杜甫漂泊南方时，精神力量确是支撑他积极生活下去的主因，但常伴他的舟船，也同样不容忽视。
舟船作为交通工具，相比车马，有不少优越性：其一，一般地讲，水行相对平稳，便于旅行时眠卧;其二，遮风避雨性能良好，航行持续性较好;其三，舟船上可备有厨具。
④除此之外，杜甫还把“行李、长物多放在长期包用的船上”[9]，可见舟船俨然成了他长期漂泊的“小家”。
据“雄剑鸣开匣，群书满系船”(《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巾拂那关眼，瓶易满船”(《回棹》)推断，诗人在“小家”里得到简单的休息、安顿后，还可以看书、喝酒。
杜甫不仅自身生活能够得到简单满足，还可以在舟船上招待拜访的客人，如《苏大侍御访江浦八韵记异》的序文里提到在舟船里招待来访的苏涣。
可见杜甫在漂泊南方时，尤其是流离荆湘的三年，舟船在很多时候成了他的栖息地、庇护所，是在外部条件上最后一道免于饥寒的防线，护佑其走完最后的人生历程。
因此，杜甫诗歌中的舟船意象某种意义上渲染了一些遮风避雨、身心休憩的“家”的色彩。
由杜甫常乘坐舟船并将之诉诸大量的诗歌创作，不难发现，作为诗人的杜甫与作为诗歌意象的舟船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这种密切关系，使其诗中的舟船意象不可避免地陶染上自身的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杜甫客死于船上这种特殊的经历，在后人看来，更是强化了杜甫与舟船的联系。
以上情况，促成了后世诗人在舟船意象的表达上，有时会融入某些杜甫的因素，如前提到的“沙头杜老舟”当中，沙头之舟称为“杜老舟”，几近于典故。
又如黄庭坚在《题杜子美浣花醉图》这首题画诗中写到“浣花酒船散车骑，野墙无主看桃李”[10]，在诗与画更大的文化视野中，将杜甫形象与舟船意象联到一起;而清代毛际可《灯下读杜》一诗中的“老病孤舟生事少，江湖满地故园荒”[11]，可谓将杜甫晚年寄寓南方具舟漂泊的生平经历作了精当的概括与体认。
此外，杜甫对于陶渊明构筑的“桃花源”很向往，曾多次探寻这个富足、淳朴而又类似上古时的家园。
杜甫虽未找到桃花源，但留下了浣花溪草堂这个真正存在的住所。
在杜甫看来，草堂只是一时的乐园，但在之后的历代文人心中，草堂俨然成了杜甫住过的名迹、圣地，并得到不断题咏，几成为他们的精神家园。
从杜甫的经历特别是舟居情况、其诗歌创作中舟船意象的突出地位以及后人的咏悼情况来看，比照浣花溪草堂，可以说杜诗中的舟船意象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诗人“流动的家园”，或者说是“化虚的家园”。
杜甫以其细致写实的笔触，不择巨细，有感即作，流落南方的特殊经历使其在诗歌创作中对舟船意象作了广泛的开拓，既有反映南方普通百姓的水乡家园气息，也有“历史的玩笑”折射出的诗人自身的“化虚的家园”，它们都以独特的方式透显出特定的家园气息。
(二)比德君国
古人很早就将舟船与国君相联系，如《尔雅》：“天子造舟，诸侯维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12]，即表明造舟为天子专用。
春秋战国以后，造船术不断发展，逐渐产生了更完备的大型舟船。
“龙舟(船)”一词，有时指端午民俗中比赛用的舟船，但诗歌中亦指国君所乘坐的舟船，如“今我挽龙舟，又困隋堤道”(《炀帝幸江南时闻民歌》)等[13]，杜甫诗中亦有用例：“龙舟移棹晚，兽锦夺袍新”(《寄李十二白二十韵》)。
将造舟、龙舟等豪华的舟船与国君相联，呈现出国君出行、游乐的盛大气势与尊贵身份。
为了保卫家园或者维护、促进统一，时而会发生战争，而舟船自古都是水上作战的重要承载工具，如楼船、戈船等。
诗歌中的舟船意象对此现象的反映也是由来已久，如《诗经朴》中的“淠彼泾舟，徒楫之。
周王于迈，六师及之”、王粲《从军诗》中的“楼船凌洪波，寻戈刺群虏”等[14]。
杜甫诗中也有用例，如“无复云台仗，虚修水战船”(《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四渎楼船泛，中原鼓角悲”(《夔府书怀四十韵》)等。
水上的舟船行旅不排除有舟覆人亡的风险，而先贤很早就将舟水关系同君民关系联系了起来，《荀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15]在古代，国君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国家，这则名言彰显了君与民的关系，亦揭示出国家政权与平民百姓的微妙互动，蕴含着如何治国理政的重大问题。
杜甫居官时日虽少，但对君对国，都忠贞不渝;对于君国大事，都极为关心，具有“既深知治本又善察隐患的政治器识”[16]。
杜甫的《三韵三篇》(其二)中以舟船比人才，“荡荡万斛船，影若扬白虹。
起樯必椎牛，挂席集众功。
自非风动天，莫置大水中”，认为“大才不可小用”。
⑤《解忧》开篇即是“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就该诗而言，杜甫所阐发的同舟共济尚是不自觉地表露，但他在报效国家、勇救国难等国家层面上的同舟共济之伟大精神却是很自觉的，这从他“麻鞋见天子”(《述怀》)等言行上可以看出。
杜甫在《覆舟二首》里，借求仙不成，托言皇帝虽贵，终究亦死，不必靠求仙以期长生，从反面讽谏，表现出一腔忠君爱国的赤诚。
在杜甫以前，也有诗人笔下的舟船意象在某个角度上含有比德君国的意味，如屈原在《天问》一诗中提出“覆舟斟寻，何道取之”[17]，以“覆舟”概括了夏代的一位君王国灭身死的下场。
⑤又如刘琨的“乾象栋倾，坤仪舟覆”(《答卢谌诗》)、张说的“将兴泛舟役，必仗济川才”(《送任御史江南发粮以赈河北百姓》)等[18]。
诗歌中舟船意象比德君国的内涵，在先秦已有表现，后渐趋明显。
但杜甫以前，只是个别诗人在个别篇目中表现了比德君国的一个角度，到了杜甫才广泛涉及舟船与战争、人才、君王、国家等的关联，并不自觉地上升到同舟共济的精神层面。
杜诗中的舟船意象在表现比德君国的某个角度上可能不典型，但综合起来考察，其舟船意象可以说透显出较为鲜明的君国比德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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