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唐诗研究应加强民族与诗歌关系研究
提要：唐代多民族间和平与战争互相接触之频繁，甚于以前诸朝，民族关系深刻地影响着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而对唐诗产生巨大影响。它给唐诗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内容;同时，对于作家而言，基于民族因素深入而强大的影响力，既给他们以精神力量，引发他们创作的激情与冲动，在另一些时候，又成为他们内在的精神创伤，是他们感激或怨怼、自豪或焦虑、自信或自卑的重要根源。唐诗与民族关系问题，至今仍较少有人涉及。我们期待着此一问题研究全面深入展开。
关键词：唐代 民族 诗歌 关系
唐代诗歌研究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显学，20世纪尤其是其80年代以来，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但对唐诗与民族关系的研究却非常滞后。针对这种情况，已故学者程千帆曾说：“唐代文学是一座很大的富矿，到现在还有很多领域没有开发。……陈寅恪虽提出唐代内乱与外患的连环性，这个题目在文学上的表现就很少有人涉及过。……三百年中，汉族与外族的矛盾和互相吸收，可钻研的地方似乎不少。……如果写成一部专著，还是有很多话可说的。”晤代民族与文学之间的关系，确为意义重大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编云：“李唐一代为吾国与外族接触繁多，而甚有光荣之时期……其与外族和平及战争互相接触之频繁，尤甚于以前诸朝。故其所受外族影响之深且钜，自不待言。”外族对于唐代社会历史诸方面的影响，是深入的、全方位的。其中民族与文学与诗歌的关系，学者们虽也曾注意到，但大力进行研究者很少。如梁启超说：唐代“放射异彩”的诗歌“是经过一番民族化合以后，到唐朝才会发生。那时的音乐和美术都很受民族化合的影响，文学自然也逃不出这个公例。”闻一多说：南朝的文学传统是“衰老的、贫血的……只有北方那些新兴民族的热与力才能够拯救他。”两位大家虽然如是说，却没有进一步展开。另外，一些学者在李白的出生地、种族及其所接受的文化传统问题、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唐代的外来文明等问题上，从文化与民族关系方面大量引述唐代诗人的作品做了种种分析，但只限于少数专题。上世纪后半期，关于边塞诗的讨论，关于唐前期文明的“华化主导倾向”，杜甫、韩愈反对以胡化为本质的藩镇割据，复兴儒学、反对佛教的思想文化意义的论述，以及史学界关于草原文化的讨论，都很有学术价值，但也还不是关于唐诗与民族关系的正面的整体性的研究。
可见大范围地就唐代民族的问题与诗歌之间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到目前仍然缺乏，更谈不上如程千帆所说，作“彻底的清理”。
事实上，唐诗本身即是多民族融合的产物，唐代复杂而多样的民族关系深刻地影响了唐诗的面貌，唐诗中大量的民族题材的诗歌，是唐诗中璀璨夺目的亮点，是唐诗博大丰富的重要表现。
唐代的民族关系深刻地影响着唐代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影响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而由此对唐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看：
(一)就积极方面而言，唐代的民族混合、民族交往、民族碰撞，对唐人精神与文化的振兴，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就历史看，唐人与两汉时期中原的汉人不同。两汉时期的黄河、长江中下游居民是比较单纯的中原地区血统，而唐人则是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几百年胡化与华化的过程中形成的新型民族，唐人从皇室到一般士人，各阶层人士中，大量存在的血统混杂现象，几乎已经无法从血统上区分族种。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注里说：“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氏族之辨，果何益哉!”唐诗就是这个新型民族的精神之花，体现着这个新型民族的崭新的精神面貌，是这个新型民族的价值观、世界观、道德观的反映。 就现实看，唐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与周边民族的往来非常频繁，更有不少外来民族的人居住在内地，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大城市都是各民族杂居的城市，长安更被称为“世界性的大城市”。世界各地的商人、艺人、宗教人员、归顺或战败被俘虏而来各族酋豪及其属众、来往不绝的外交人员和留学生、归途阻绝滞留下来的西域各类人众、整体内迁的部落等等，使长安等唐代城市成为有史以来真正的国际性大都市。外来的民族人口及其文化，在各个层次以各种方式与汉民族发生相互的生活影响。唐代的文学，从文学观念到作品的具体形态及内容，作家的思想、生活、性情等，亦无不渗透着各民族文化的因子，并受到其深刻而隐微的影响。
唐朝军队中少数民族武装部落和少数民族出身的将士人数很多，在外战与内战中均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些将士，虽然出身少数民族或有少数民族血统，但他们往往自认为华夏人士，对朝廷忠心耿耿，战功赫赫，为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行为与业绩也受到包括诗人在内的各类人士的肯定与歌颂。对他们的歌颂在唐诗中屡见不鲜，是唐诗的内容之一。
唐诗就是唐代多民族混居、交往的社会生活的反映，是各民族多姿多彩的文化互相融合、碰撞的结果。陈寅恪说：“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唐诗中表现出来的乐观向上，积极进取，开放自信等等精神风貌，与民族的融合关系极大。
(二)就消极的和一些更为复杂的方面说，唐代又是对外战争频繁民族冲突激烈的的朝代。外患影响内政，显得特别明显。
唐代有漫长的边防线和沉重的边防压力。它的邻邦中如突厥、契丹、吐蕃、南诏以及高丽都相当强大并且有良好的组织水准。为了防御这些好战的邻邦，也为了维护自身延伸到遥远的荒服区域的利益，唐朝政府几乎是被迫地建立了永久性的、规模巨大的防御体系。这种防御体系在承担对外防御的正面作用的同时，对内政也产生了几乎致命的危害。首先当然是巨大的防务经费，导致沉重的经济负担。其次，由于中央政府财政吃紧，以致不少边境藩镇主要由地方供养(比如安禄山的范阳)，从而使其有了相当的独立性，不仅对中央产生了巨大的离心力，而且养成了他们的独立能力，构成了巨大的军事隐患。
唐代外患之影响内政，典型而又明显的就有以下几点：
(1)首先，安禄山的坐大与失控是边患的结果。
在“关中本位”政策之下，为确保关陇安全及开拓西北疆土，打通、保持西域通道的畅通，唐政府对西北采取积极的防务政策，用兵频繁;而在东北，则不得已而采取消极防务政策，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书中，深刻地阐述了唐代“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其中特别提到了西北与东北的连环关系――吐蕃盛而高丽安。为了集中力量对付西北，唐玄宗迫切需要一个能够安定东北的人物，而安禄山被认为是最佳人选。
(2)唐代的防御体系有以下几个特点：①
规模大，中央财政负担大，而中央对之掌控力度弱。②军人为应付长期的战争，不得不长期服役，府兵制被破坏。③将领权力日益增大，独立性越来越强。④文职军官日益让位于行伍出身的职业军官，并且很多非汉人。非汉人而又没有受过文化熏陶的赳赳武夫，既无民族意识，又无文化约束，往往唯利是求，稍不如意，即不免铤而走险，走上反叛之路。⑤大量军队集中在边境导致内地空虚，无法制衡边境。边境军队又过度集中在某些藩镇，如范阳、陇右、河西、朔方、河东等，极易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安禄山的最后反叛，正是凭借他掌控的强大的军事、经济力量以及他实际控制区里文化上对中央的离心力。
(3)“安史之乱”被称为是“在国内进行的边患”。陈寅恪早就指出，在8世纪初河北发生的“胡化”问题，甚至导致朝廷必须用安禄山这样的“羯胡”来安抚和控制这一地区。同样，正是由于严重的胡化导致的文化心理上的离心力，才使得这一地区不仅成为安禄山的根据地，而且即使在安史之乱之后，仍然与中央政府保持着对抗的关系。德宗建中年间，朱德宗在长安称帝，引发中原大乱，则是西北边患和河北藩镇问题相纽结的结果。河北藩镇问题是中唐以后唐政治最大的危机，并最终导致唐朝的覆亡。
(4)同样，在西北、西南边疆，唐王朝与回鹘、吐蕃、南诏的关系，也由外到内产生了一系列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初盛唐骆宾王、高适、岑参等从军西北的著名诗篇，以后杜甫等反映代宗时吐蕃进犯长安的诗篇，晚唐文人以及敦煌歌辞中关于河陇地区前后变迁情况的诗篇等，都是民族关系在唐诗中的反映。
唐代民族与诗歌关系，涉及的范围很广。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初唐到晚唐，种种民族的问题影响于诗歌的途径、具体内容、表现形式。等等，都在不断变化。初盛唐时期，国威远扬，其外向拓展带动了边塞诗创作高潮的出现;而随后盛唐文明毁于安禄山、史思明的胡化叛乱，胡汉关系转而内在化，向境内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渗透，并且由于唐王朝的削弱，加剧了西南边疆蕃汉之间的摩擦与冲突。从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至会昌六年(846)回鹘乌介可汗、吐蕃达磨赞普被杀，两国衰亡，再延至大中五年(851)汉民族恢复沙州(敦煌)等河湟地区，派使者来朝为止，正好为八世纪中期至九世纪中期的一百年。它是唐王朝外患与内乱的交织，民族的问题进一步深化、复杂化时期，此时，唐朝强邻，北有回纥，西有吐蕃，南有南诏。在河北地区又有胡化很深的藩镇割据。唐王朝对河北藩镇从用兵转为姑息。在邻国关系上，“北和回纥，南通云南(南诏)，西结大食、天竺”，以遏制吐蕃。除联回纥御吐蕃外，在镇压安史叛乱、讨伐藩镇等一系列内部战争中，也要借助回纥及其他少数民族武装力量。而回纥则恃功骄傲，不断贪婪索取和掠夺财物。南诏也在吐蕃和唐朝之间反复，并曾攻掠成都、安南等地。因此唐代中后期的民族关系较前期大为复杂化，深度地卷入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乃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与历次重大事件，在诗歌中的表现则有诗人以“虏骑胡兵”看待的有关安史之乱与河北藩镇的诗，有抒写对回纥结好与忍让的复杂情绪的诗，有对代宗朝吐蕃陷京的沉痛反思，有对凉州与河湟的痛切关注，还有歌颂少数民族出身的爱国将士，歌咏与四邻的使节往来及会盟，咏叹没蕃妇女与和蕃公主，等等。李白、杜甫、李益、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刘禹锡、柳宗元、李贺、雍陶、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等诗人在一些问题上都曾特别予以关注。杜甫诗中单字面上直接涉及外族的即达250首以上;令狐楚奉皇帝之命编的《御览诗》中，写有民族的问题诗的作者17人，占全书作者(30人)半数以上;甚至连诗僧皎然都有此类诗36首，可见朝野关注的程度。当时朝廷处理民族关系与前期居主动地位的情况大为不同，内容复杂得多，但研究者的注意是很不够的。
涉及民族的问题，唐诗研究者注意的一般是边塞诗。但如用边塞诗研究来代替唐诗与民族关系研究是很不够的。
一、在时段上，以往“边塞诗”研究，重心落在盛唐的边塞诗派，忽视其他时期;地域上，学者们眼中的“边塞诗”离不开边境，而民族的问题不限于边境。如杜甫诗中有55处称之为“胡”的安史叛军，其叛乱被史家称为“在国内进行的边患”，有关大量诗篇，即不能列入“边塞诗”。
二、边塞诗反映的往往是民族间某些单纯性的明显可见的关系，又多是带有冲突性的，而唐朝有着丰富复杂的多边民族关系，境内又居有大量外来人口，多方面的互相影响与渗透极其复杂深远。如外患与内政之间连环性，种族之影响文化，文化又复影响政治，等等，多半都属于间接关系。反映这类关系的诗，多非“边塞诗”所能涵盖。
三、“边塞诗”多为有意识作出的反映，创作上有明确的题材意识，但唐诗内有大量在无意识中涉及民族因素，所包涵的社会问题是多种多样的，甚至含有个人身世感慨、思想观念、审美趣味，等等，它可能没有明确的题材分类，亦非有意反映民族的问题，但实际上往往在更深广的层面上体现民族关系对唐代社会民生的影响，并进而极大地影响了唐诗的整体面貌。总之，民族与诗歌关系研究跟边塞诗研究虽有联系，但各有界阈，而后者在以往不免把诗歌与民族关系研究或多或少地掩盖了。
由于唐代的民族关系深入地、多方面地、长期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从作家的角度而言，民族关系成了唐代诗人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情结，既给他们以精神力量，引发他们创作的激情与冲动;在另一些时候，又成为他们内在的精神创伤，是他们感激或怨怼，自豪或焦虑，自信或自卑的重要根源。民族的碰撞、交流、融合，给唐人带来新的视野，新的精神性格。唐诗是唐人时代特征诗意化的体现，是这个独特的民族性情的体现，是唐人以无比的创造力创造出来的文化奇葩，是那个开放的社会，开放的心态，包容的胸怀，包容的体制的成果，弹奏出了中国诗史上最为刚健的盛唐之音。但盛唐之后，唐代民族关系及其影响下的内政又促使唐诗在中晚唐一变盛唐面貌，转而面对时艰，面对社会生活的种种变化，面对人们心灵中种种复杂的情感，作出内容与风格上更加复杂多样的表现。唐代的民族关系及其互动，是唐代诗歌创作的重要主题和发展变化的动力之一。
因此，按照民族的问题深刻影响唐代内政与社会生活，进而及于文化，及于诗歌的思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综合运用诗史互证、文化背景研究、民俗学研究、心理学研究、民族学研究等多种方法及相关成果，对唐代诗歌中民族题材进行研究，会是一个宽广的研究领域，通过研究：
一、可以厘清唐诗中反映有关民族的问题的诸种重大事件的诗歌，认识唐代的民族关系对唐诗发生的影响，以及唐诗在何种程度上、何种深度和广度上反映了唐代的民族的问题，并从中审视唐代的民族观、文化价值观，以及艺术审美观。
二、在对相关民族题材诗歌解读的基础上，研究此类诗歌的题材价值、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确定民族题材诗歌在唐诗中的地位及其对唐诗整体成就的贡献。
三、有助于对唐代诗歌兴盛作更全面的认识。事实上，广泛而深入的多民族关系是唐诗兴盛的重要动力之一。而这一点，在现行各种文学史上，没有被提及。因而，此种研究有可能发现新的文学生成发展动因。并可能由此获得更多的研究视野，启发新的研究角度与主题，甚至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进而上升到对文学基本规律的认识。
四、有助于认识文学与文化的关系，认识不同质的文化相互碰撞对文学的影响，认识文学观念、文学鉴赏趣味、审美理想与文化的关系。
总之，唐诗是一座富矿，唐代民族题材的诗歌也是一座富矿，我们期待着唐代民族题材诗歌研究的全面深入展开，成为唐诗学和民族学研究中新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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