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跨文化沟通水平培育途径论文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一个民族思维方式、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等的共同取向,是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和民族智慧的总根源,因此语言翻译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不同民族间文化的沟通、文明的传递。由于各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不同,形成了各民族五彩纷呈的文化特色,这其中就包括语言文字的差异,而翻译,就是通过缩小这种语言文字间的隔阂,为不同区域的文化交流扫除障碍,译者的文化沟通力不仅决定着翻译的质量与水平,还决定着能否客观地、真实地实现跨文化传播的深刻内涵与精髓。鉴于此,在翻译教学中,我们必须教会学生理解并认识翻译不仅仅是文字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文化的交流与沟通,这就要着力培养与提升他们在翻译实践中的跨文化沟通能力、传播能力和交际能力。
一、培养学生认知跨文化差异的客观性
认识跨文化差异的客观性,先来看“班门弄斧”如何译成英文。对于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说,这个成语可以说是耳熟能详,但在翻译成英语时,如果不考虑其中的文化差异,简单地直译成“toplayaxebeforeMasterBan”,不但原语言的文化内涵丢失殆尽,而且目标语的读者也无法理解,或者即使理解,也无法感受其深刻的文化内涵,成语就不成为“成语”了。这就是跨文化传播差异客观性的表现。还是“班门弄斧”这个成语,如果译者认识和掌握了跨文化传播差异的客观性,就能够从两种不同的文化特性中准确地找到结合点,从而实现翻译的理想效果。在英语中有这样的成语“toteachfishtoswim”,从文字上看虽然和“班门弄斧”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在文化内涵的表达上两者可以说是“无缝对接”,同样的例子还有“Spendmoneylikewater”译成“挥金如土”等等,可以说举不胜举。
北京大学辜正坤教授在其《中西文化比较导论》中,不仅详细论述中西文化差异的客观性,而且还通过深入研究总结出影响中西文化差异的九大因素[1]。翻译既是语言文字符号的转换,共通性与单一性是翻译功能实现的基础,差异性与多样性则是翻译中实现文化传播、交流与互动的特征,也是实现跨文化传播的真正意义所在。各民族不同的文化背景生成了其不同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和心态取向,这些不同的文化特征不但形成了不同的语言表现形式,更保留在人们交流的思想中。一篇文章、一本书,甚至是一小段简单的对话,都是人们思想的传递和意义的表达,因此准确地说,翻译实质上是思想和意义的传播和转化。人们所传播的思想和表达的意义都与其生活和工作息息相关,甚至离不开其生长的环境、历史背景和宗教信仰等因素。如对中国古代典籍《道德经》里“道”、“无为”等核心概念的翻译,多数西方译者由于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家文化的理解,翻译时仅从字面上将其译成“road”“donothing”之类,使原文化内涵尽失。
因此,要实现翻译的理想效果,达到翻译的文化传播目的,在翻译教学中不但要培养学生认知跨文化传播差异性的客观存在,更要打造他们沟通这种差异的能力,让他们真正从两种文化的不同背景、内涵找到对接点、对应词,从而实现翻译的“信达雅”。正如美国翻译家尤金奈达所指出的:“翻译是两种文化间的交流。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2]
二、培养学生跨文化沟通能力的方法
不同区域文化差异是客观的,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可以说无处不在,但从深层次来说,学界主要把这些差异归纳为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差异、思维习惯差异、宗教信仰差异、价值观及道德准则差异等几个核心方面。在翻译教学实践中,我们可以有针对地根据这几种差异的特征,培养学生提升跨文化翻译中的沟通能力。如此,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认知生存环境差异,培养学生跨文化沟通能力。从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来说,中国属于大陆文明,而西方主要属于海洋文化。大陆文明主要源于农耕文化,它具有平静、内向、稳定的特点。譬如就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模式来说,中国传统的社会不但由一个个家庭构成的大家族众多、稳定,而且其成员关系清晰,体现在语言文字上就形成了诸如祖父、祖母与外祖父、外祖母,大伯、小叔与大舅、小舅,大姑、小姑与大姨、小姨,堂兄弟、堂姊妹与表兄弟、表姊妹,侄子、侄女与外甥、外甥女,孙子、孙女与外孙、外孙女等等相对应的众多称谓和词汇。海洋文明基于其区域、环境、资源与大陆文明的不同,形成了开放、多元、进取的特点。还拿家庭模式来说,在海洋文明中,由于家族乃至民族的迁徙处于常态,家庭也就很少发展成大的家族,其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关系也就十分简单而混一,表现在在语言上也就没有发展出那么多的词汇,如在英语中,祖母和外祖母是一个词grandma,伯伯、叔叔、舅舅是一个词uncle,姑和姨是一个词aunt,堂姊妹和表姊妹是一个词cousin,侄子和外甥是一个词nephew,侄女和外甥女是一个词niece,孙子和外孙是一个词grandson,孙女和外孙女是grand-daughter等等。这样,上文所言汉语中22个不同家庭人员之间的称谓在英语语言中只有8个。
当然,因为生存环境的不同而产生的语言差异不仅表现在家族成员的称谓上,还存在于语言句式的运用、思想的表达等各个方面。那么面对生存方面的差异,如何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呢?首先要深入了解原语言和目标语言所产生的环境因素,以及生存环境差异对语言的影响。例如以上所举中西方在家族成员构词方面的差异,了解到这方面的差异,并能设身处地为两种语言的读者考虑,认识到在中国的生存环境中,一个家族以男性的地位为主,那么男性方面的亲人的地位在家族中高,所以在称谓上区别于女性方面亲人是必要的,比如祖父、祖母和外祖父、外祖母之间地位非常清楚。而对于西方的不断迁徙的生存环境来说,由于很难发展成为大家族成员之间的日日相守,所以各成员之间关系没有中国家族般复杂,实际生活中也不需要做更严格的区分。因此,在翻译中就要尊重各自的习惯,该分的分,不需要分的则不能强行分。
其次,深入了解其生存环境的另一方面,就是了解其习俗。比如还有一种现象,中国人的家庭,由小发展成大的家族的几率非常高,加上中国两千多年儒家传统的教育十分强调长幼有序、尊卑分明,为了尊敬长者和不混淆各自的名称,即在文化传承中形成了一个严格的规定:晚辈在起名字时不能与长辈的名字重复,而这个习惯在西方几乎不存在。例如,在一些西方家庭中,我们经常能看到一家三代人都叫约翰的,他们把这种取名方式称为对长者的尊敬。更为有趣的是,这样的一家三代相聚时,他们之间并不一定按照长幼称谓称呼彼此,而是各以名字相称,但为了区分不同的约翰,就用“我的约翰”和“你的约翰”来指称。这个习惯与中国文化恰恰相反,因为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是严格要求“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语出《春秋公羊传?闵公元年》),因此,晚辈在取名字时要避开长辈和尊者的字、号。
2.认知思维习惯的差异,培养学生跨文化沟通能力。中国人对宇宙的认识来源于直接的观察,属于朴素的自然主义,日升月落,天圆地方,阴阳和谐;汉文化思想中崇尚的是安居、乐业,因而形成的思维习惯简单淳朴。这一点也体现在汉文字的产生和发展上,汉文字象形会意,文字的产生来自于直接的观察,表意不需要在句式结构上做硬性的规范。如中国传统的文化典籍,整篇文章甚至不需要任何标点符号,也能洋洋洒洒,说理清楚,论证有力,流传千古,甚至成为世界文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例如《道德经》第八十一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圣人无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对于一个稍有文化功底的中国人来说,对这段文字的理解可以说毫不费力,因为中国人的思维逻辑简洁,表意清晰,句与句之间分合自然流畅,结构松散、灵活。语言是思维的体现,这样的句子在翻译成英语时如果不根据英文读者的思维习惯而硬译,不但难译出原文的真正文化内涵,而且让西方读者摸不着方向。中国人擅长形象思维,而西方人擅长逻辑思维,语法严谨、句式固定,在语篇的表达上更注重逻辑。英汉句式结构的区别犹如大树的形状和竹子的形状。这种关系对比正如香港学者陈定安在其编着的《英汉句子结构比较———兼论英汉句子互译》中指出:“英语中,主干结构突出,即主谓宾结构突出,有如是一棵树的主干。英语在表达比较复杂的思想时……先把句中主语和主要动词这两根巨栋竖起来,然后运用各种关系词把定语从句以及其他短语往这两根巨栋上挂钩”,而“汉语中,动词用得多。在表达一些较复杂思想时,往往借助动词,按动作发生顺序或逻辑顺序,逐步交待,层层铺开,给人们舒展明快感觉,其句子结构,有如一根竹子,一节一节连下去。”[3]以上“竹节”似的汉语表达在翻译成英语时就应该调整为符合英语逻辑习惯的“大树”般的结构,才能让西方读者看懂源语言想表达的思想。
因此,培养学生沟通中西方思维差异的能力,也是翻译中解决跨文化传播差异性问题的关键。以上例子说明,由于思维习惯的不同,在语言结构上表现为英语句式结构复杂、严谨,句子的语法特点明确,在行文上讲求连贯,主题句明显。而汉语言相对来说,不注重句子的语法结构,但求说理清楚,形散而神不散。因而,培养学生沟通中西思维差异方面的能力在于深入了解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比如西方人看问题,以小观大,善于条分缕析地说理,思维方式是直线型的;而中国人看问题喜欢以大观小,善于从整体上把握,小的细节一带而过,思维方式是螺旋型的。比如就拿中英语双方日常生活最普通的书信交流来说,英文书信开门见山,首先写明此封信的写作目的,然后直奔主题;而汉语的私人信件多是嘘寒问暖在前,拉近关系后再谈论写信的目的。这两种方式如果互换,就都不符合彼此的思维和心理接受的习惯,作为学生要充分了解中西的不同,认识文化思维差异,然后通过大量阅读和实践交流,才能提高自己沟通的能力,在翻译中自觉运用。
3.认知宗教背景差异,培养学生跨文化沟通能力。中国传统上被认为是儒释道三教并举,而事实上道教才能被真正意义上称为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儒家只能称为文化,尽管儒家文化中的孝道和祖先崇拜在民众中的影响已近似宗教般的信仰,但毕竟没有任何宗教团体和被供奉的宗教经典;佛教来源于印度,属于外来宗教,但在中国影响较为广大。儒释道并举说明中国先人在宗教信仰方面开放而又开明,这与西方宗教有着很大差异。在汉语语言中有很多有关宗教的表达,这在翻译成英语时必然涉及到跨文化的沟通。例如,灶王爷、土地爷、河神、山神等等都是中国道教中的.神灵,受到民众的敬畏和崇拜。又如“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原指对佛祖敬拜要贯穿在日常生活始终,而不是需要佛祖保佑时急着去抱“佛脚”,现已被广泛用在对“平时不努力,急时仓惶求助”意境的表达。中国人不但敬拜道教的各路神仙、佛教的佛祖,还对自己的祖先像神一样的敬拜,因而被西方人认为是多神崇拜。因此,对有关中国宗教类的典故和习语翻译成英语时既要尊重中国民众的信仰,又要兼顾西方人对宗教的理解。西方宗教源于两河流域犹太教发展而来的基督教,基督教宣传世界只有一位神,即上帝耶和华,耶稣基督则是上帝派来解救所有信徒的上帝唯一的儿子。在《圣经》中,上帝是大写的God,同时上帝被认为是世界的创造者,因此Creator也可用来指代上帝。由于中西方宗教的差异,我们在对汉语中的灶王爷、土地爷等名称翻译时,既要能理解他们就是中国道教信仰中的神灵,又应该区别于基督教中的上帝,从而避免用基督教中大写的上帝God来翻译。事实上,有的译者注意到了这些,而改用小写god来翻译,这样既能让西方读者明白,又恰当地表达了中国的信仰。又例如河神、山神,还可用spirit,deity,divinity等词汇来翻译,来区别于西方宗教中的神灵。
中西宗教名称不同,教义不同,其中的典故和涉及到的人物形象也是当地人们广为熟知并常常借以表达的内容。如基督教中的犹大、托马斯等人物,常用来指代生活中的背叛和多疑之人或事。Judas窴iss,原指犹大在出卖耶稣时以亲吻耶稣作为暗号,后被用来专指出卖他人的行为。而Thomas,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性格多疑,如“YouactlikeThomas”这样的句子,意思就是“你就如同托马斯一样多疑”,Thomas即多疑之人。翻译是跨文化交流,英语国家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文化又十分显着,因此在翻译教学中培养学生在宗教术语、名称、典故方面的理解沟通能力,可以说是译者必备的素质之一。这种能力的提高需要对两种语言背后的宗教背景有全面了解,在透彻基础上,体会两种语言的读者对各自宗教的感情和感悟,如基督教区的民众对基督教就有自己特殊的感情和理解,像其核心教义所言的“世界是上帝创生的;人生来有罪;活着就是赎罪;对世界的探索和认知就是证明上帝的伟大”等等,都强烈地影响着西方人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他们看问题的方式和思考问题的方法很大程度上都是顺着这个思路,作为译者理应知晓。如这样一句话:“Beingateacherisbeingpresentatthecreation,whentheclaybeingsbegintobreathe.”[4]这句话的理解只有通晓基督宗教的背景之下才能准确把握,转译为汉语:“成为一名老师就是见证创造的过程,当生命开始铸造时就在场。”这里的creation是指上帝对人的创造,clay指上帝造人时所有的泥巴。培养跨文化传播的能力就是先要理解原语言在基督教背景中的所指,再到目标语中看如何将这种喻意表达出来。这个过程就是为跨文化的交流搭建桥梁,桥梁搭好了,文化的传播就实现了。
4.认知价值观和道德准则差异,培养学生跨文化沟通能力。英汉两种语言由于产生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地理位置、宗教信仰等等的不同,形成了反应各自不同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的语言。在价值观上,西人比较尊重个人的独立性,表现在人际关系上少用称谓,多半是以名字代替关系,反应在语言上,在家庭,即使非常亲密的人之间也可以直呼其名,例如孙子辈的孩子在呼叫自己的爷爷、奶奶时也可直呼其名。而这样的情况在汉语中是绝不允许的,因为以汉语为语言的中国“孝”字为先,“孝”一方面体现在尊重长辈,所以对长辈直呼其名在汉语言中是万万不可接受的,对于这样的认知差异问题,学生必须引起注意。例如这样的句子:“Inthefirstmonthsofschool,Levinegot53E-mailmessagesfromErin,whodropshermomafewchattylineswheneversheisnearaninternetcoffee.”如果按照原文,显然在母亲和女儿之间只用彼此的名相称,这不符合汉语的交流习惯,所以翻译时务必调整为:“在埃林上学的头两个月,一有机会进网吧,她就和母亲聊上几句.这段时间母亲莱文共收到了女儿埃林53封邮件。”这种调整既照顾到了英语原文中的所提到名字,又照顾到了汉语读者接受的习惯。
在道德准则上,中西方更是差异更大。例如西人从不掩饰自己的信心和荣誉感,而中国人更提倡不炫耀、不张扬、谦虚谨慎。例如西人之间对表扬欣然接受,而中国人可能会很谦虚,这种态度下所表达的意思就可能引起误会,例如这样一句表达“—Youhavedoneagoodjob.”西人会坦然地接受说:“Thanks”,可是如果中国人回答说:“No,no,Ihaven竧doneenough.”这样不但没有表现出回答者的谦和,反而让表扬者误解,自己判断错了。
在中国古代经典《道德经》第71章这样的一句话:“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在翻译这句话时,就要充分了解汉语的文化的价值观和语言特点,否则就产生千奇百怪的错解或错译,这在《道德经》的英译本中俯拾皆是。例如美国马赛诸塞大学(UniversityofMassachusetts)教授宗教与哲学的译者拉法格(1939-),他自称用阐释学的观点翻译《道德经》,他把这句话译为:“Awarebutnotawareofit:ahighthing.Notawarebutawareifit:sickofthis.Simplysickofthesickness-andsonolongersick.Thewiseperson竤lackofthissickness:Hebecamesickofbeingsick,andsohe竤nolongersick.筟5]回译汉语:“意识到没有意识到的是好事,没有意识到,但又意识到是令人厌恶的,厌恶有病那么就会没有病,聪明的人就没有这种病:圣人讨厌生病,所以就不再有病。”可见在翻译时,如不能对原文化有高度的价值理解与认同,就可能造成误译错译。
再如中国人以关心别人为高尚的道德情操,这种道德准则表现在生活中可能就是对别人嘘寒问暖,或者经常多问别人的家事。这种关心如果适可而止还可以接受,但如果成为日常的行为习惯就可能带来负面影响。例如,“Howisgoingonwithyourecently?Haveyougotajob?”前一句话可以作为经常的问候语以示关心对方,而后一句却不宜作为经常的问候。所以在表达这种关心时,就该做适当的调整,把这句话的意思调整为:“工作还好吧?”而不是直接地打听别人是否又没找到工作。关于价值观和道德准则中西有很大的不同,作为跨文化交际者应该认知这些不同之处,在文化交流中避免因差异而产生的不恰当的表达甚至误解。
总之,翻译教学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学生在两种语言文化间实现“无障碍”交流沟通,使原语言和目标与之间实现“对等交换”。但是,由于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在翻译时做到“绝对对等”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老师在教学中既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认识跨文化翻译传播差异的客观性,还要善于总结与探讨差异性的规律,通过典型的概念、文化内涵和句式差异的分析,让他们在实践中举一反三地提高运用,从而达到一种理想的跨文化翻译沟通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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