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中国文学中的医患关系审视与伦理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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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的医患关系逐渐恶化，许多作家敏锐捕捉到这一社会痛点,通过作品揭示了在疾病的治疗过程中医患关系的道德缺失: 医患双方权利与义务不对等、双方关系物化和彼此缺乏理解信任等。要改善紧张的医患关系，医患双方应该进行换位思考，相互理解，遵循以人为本、平等尊重的伦理原则，医护人员更要以德为主，德术兼备。
关键词：中国文学;医患关系;道德缺失;伦理建构
医患关系是因健康需求而形成的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是由以医者为主体的人群与以患者为主体的人群构成的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①早在20世纪初，西方国家的医患矛盾就已突显出来。一些国家随即出现了保护病人权益的运动和法案，描述医患关系的世界文学作品也应运而生。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的医患关系逐渐恶化，许多作家也敏锐捕捉到这一社会痛点，并通过作品对此进行了思索与反映，如陆星儿的《精神科医生》，徐世立的《儿科医生》，毕淑敏的《术者》等系列小说，江灏的《夏天的太阳》、六六的《心术》等作品真实描述了疾病对人身心的戕害，再现了在疾病的治疗过程中医生与病患之间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和伦理关系。
一 目前医患关系中的道德缺失
医患关系是医疗过程中医生和病患之间最基本的关系，应该是一种相互信赖、亲密合作的关系。但在现实生活中，医患关系却因多种原因变得相互对立、剑拔弩张。医患关系中的道德缺失主要体现为医患双方权利与义务不对等、双方关系物化和彼此缺乏理解信任。
1.医患双方权利泛化而义务弱化
和谐医患关系的实质是医患双方权利与义务的对立统一。由于医生与患者在医学知识和技能上的差距，一些医生往往凭借自己在医疗中的主导地位，忽视病患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毕淑敏在《术者》中对医生的这一职业弊病进行了诘问。某医院的外科主任要求手术中的主刀医生把病人套叠的肠子用温盐水热敷半个小时，肠子如果依然是暗淡的颜色，才能进行切除。主任退场后，其中一个医生因要参加一场篮球赛而准备不观察就直接切除肠子。这样做不仅伤害了病人的身体健康，更是对病人权利的剥夺。“大多数医生的那种法权、那种话语权和那种对病人的惯有模式，使病人丧失了对医院的信任，变成了讳疾忌医的鸵鸟” ②。
与此同时，少数病人不遵守就医道德，在发生医疗差错或医疗事故后,部分患者或家属采用恐吓、打骂医护人员等过激方式维权。六六的日记体小说《心术》中的脑外科经常上演全武行，“我”的女朋友小蕾因为患者闹事被打得鼻青脸肿，眼角缝了三针，嘴巴肿得像桃子，腿上软组织挫伤，小蕾在上级卫生局通知医院应以大局为重、强调和谐后愤然辞职。“患者道德义务履行的下落，强化了医生对患者的不信任。这样的结果是医患双方诚信关系的流失，造成了患者不得不追求更具外在强制性的法律权利，而医生出于风险逃避，越来越满足限于法律义务的履行”③。
2.医患之间关系物化与情感淡化
第一，医疗目标日趋利益化。改革开放以来，医药卫生行业不可避免地被商业化的经济意识浸染了。陆星儿的长篇小说《精神科医生》、徐世立的长篇小说《儿科医生》 集中刻画了经济利益对医德的倾轧和腐蚀。《精神科医生》中的院长把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为此他对病人的病情不管不顾，因为病人呆在精神病院里就能为医院赢利。《儿科医生》中的副院长李大元不懂医术但给医院带来了好的经济效益而当选为院长，淡泊名利、德高望重的儿科主任白人初却落选了。在一切向钱看的利益话语里，一些医疗机构救死扶伤的宗旨已完全让位于经济利益，医学人道主义患上了“失语症”。
第二，诊疗手段高度科技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高新医学技术被广泛应用于临床诊治，但有些医生过分依赖这些先进的仪器设备，只凭收集到的病情报告结果而不是依据自己的诊断开处方。这种以机代人的诊断方式，淡化了医患之间的思想情感交流，使得医患关系进一步物化。毕淑敏意识到唯科学主义的膨胀，使医学越来越依赖于层出不穷的冰冷的器械，醉心于攻克各种医学难题而不择手段，而忽略了高科技同时也给生命带来了无法言说的伤痛。她的《血玲珑》集中揭示了生命与医学、人本伦理与科技进步之间的矛盾纠葛。
第三，患者被逐步机器化。当今的医疗界是以医疗为中心而不是以病人为中心，病人进入医院后就被称为某床某号，被视为一架零件出错的生物机器，而医生自己则是流水线上的操作员，每个医生只治疗他负责的那部分零件。六六在《心术》中记录了某医院在收治一个脸部受伤的患者后，护士找来三个医生进行缝合，眉毛以上归脑科，以下归眼科，脸颊属于口腔科。毕淑敏《红处方》中的简方宁是一个献身于戒毒事业的好医生，但在人性化地处理医患关系上她却存在着致命的盲区。她对患者庄羽有意无意表现出的冷淡和拒绝，不仅使庄羽重新开始了吸毒，也让自己走进了庄羽设置的陷阱染上了毒瘾并最终自尽。这是医生对病人的冷漠酿成的一剂致命毒药。
3.医患之间信任不足而防范有余
当今社会中医生和患者之间失去了应有的信任。患者认为医生金钱至上、草菅人命，将医生定义为“红包加工机”甚至“有执照的杀人犯”。医生把病人视为毁坏自己职业声誉、威胁自己身家性命的“医闹”，因而彼此都心存戒备，如履薄冰。
首先是患者不信任医生。一些患者或家属在手术前要求进行医疗公证，有的甚至拿着录音机或摄像机来求医。网上曾经流传着一首《病人写给医院的诗》：“他身着白衣的时候我不信/他拿手术刀的时候我不得不信/他翻开账单的时候我睁大眼睛我不信/他让我付钱的时候我口喊冤枉不得不信/这个世界真的很奇怪/你不知相信谁却还是相信了他/你什么都不相信却又不得不相信/你相信他了却不相信自己了。”这首诗生动刻画了患者对医生和医院的信任危机。
更可怕的是医生对病人的防范。医生的任务本是治病救人，但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医疗纠纷，现在他们的首要任务变为努力保存证据：“我们花大量时间不是在研究如何提高医学技术上，而是撰写病例上，每一份病例放在你面前你都要考虑它未来如果作为呈堂证供，会不会给你带来不利。”④医生对病人的防范还体现在对其定位和诊治上。所有患者都被医生视为潜在的“医闹”：“我们也知道90%以上的患者都是善良的通情达理的，但我们判断不出谁是会制造事端的10%，为保护自己，防患于未来，所有的人统统被假定为闹事患者。”⑤在诊治方面，很多医生表示，过去病人有1%的生还希望，我们就尽100%的努力;现在没有100%的把握我们就不敢轻举妄动。有些医生为避免误诊或漏诊，采取小病“大检查”，或不认定其他医院的检查结果等。这样又增加了患者的医疗开支，使原本紧张的医患双方始终在信任缺失的状态里痛苦循环。作家晋橹的长篇小说《医闹》反映了“医闹”的种种现象，揭示了我国当前的医患信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