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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孟子的“王道”思想看民本政治

时间:2022-10-26 06:48:28 政治毕业论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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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孟子的“王道”思想看民本政治

  孟子是继孔子之后对儒家思想进行了重大发展,被后人尊为“亚圣”,因此他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本论文就是围绕孟子的思想展开的政治探讨,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从孟子的“王道”思想看民本政治

  摘 要:孟子王道政治学说是在王道与霸道的这两种不同的施政理念的论争中展开的。而对于此学说的研究则可以分别从社会结构和精神内涵两个层面去认识和讨论;以往学者对于孟子王道思想的研究多侧重于精神层面的分析,而笔者意图在孟子王道思想的“结构”层面有所创建,重在孟子政治结构层面的分析与探究。并将经济学中反垄断的思想理论援引到对孟子王道思想的研究之中,探索其“尊王黜霸”的深刻内涵。论证孟子王道思想的伟大创见不仅在于其人文情怀的一面,而更在于其对社会结构进化提供一整套思想理论并在思想上产生了巨大变革。在理论上将通过国家暴力实现统治者抱负的方式转变为通过实行仁政的方式实践其抱负,通过人民“居处仁”的“功利”抉择,拆解国家间暴力征伐的以得天下的基础。

  关键词:孟子;王道;霸道

  前 言:

  “王道”之说源于《尚书·洪范》,代表符合道德要求的政治秩序。“王道”观念经孟子发挥,成为儒家政治理想的集中表达。本文试图从孟子“尊王黜霸”这一视角对其王道思想进行分析研究,探索其思想发生的渊源;提炼孟子王道思想丰富内涵;论述孟子王道思想对于理想政治道路的开拓性作用。

  一、孟子“尊王黜霸”思想探源

  学者王心竹1认为以相对待形式并列出现的王道与霸道这对范畴是存在着时序性的,王道是对西周社会政治文化和制度的概括,经孔子的理论升华至此已上升为一种政治文化理想,作为历史性概念的“王道”,从孔子所生活的春秋中期开始被转化成了价值性概念。霸道则形成于王道衰落的过渡之际,在这一时期主要指由春秋五霸所推行的政论和治术。由王道到霸道,是一个历时性的发展结果。

  二、孟子“尊王黜霸”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以民为本

  在《孟子·尽心下》中便有这么一段叙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 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祖以时,然而早干水溢,则变置社稷。”意思是说,得到天子的欢心就可以作诸侯,而得到人民的欢心则可以作天子。诸侯危害国家,就废掉改立。如果祭祀不失,而土神和谷神不能佑护百姓,也可以改立之。由此可见,孟子已鲜明的将人民确定为理所当然的天下之主,人民有选择代理人为自己服务的权利,当然也有权废弃违背“自身”意愿的“独夫”、“民贼”。

  (二)保民而王

  既然孟子提倡王道与当时流行的霸道分野在于贵民,那么王道的施政措施之中必定要以保证人民的生息为重点。故而提出了,欲王天下以成王道,必先从“保民”始,“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孟子·梁惠王上》)。

  (三)顺应民志

  《孟子·梁惠王上》中写到“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意思是说,只要是顺应民意的征伐行为是具有天然正当性的,是救人民于水火,解危困于倒悬,定然得到人民的拥护与支持。“《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徯我后,后来我苏。(《孟子·梁惠王下》)当年成汤的征讨从葛国开始,向东面征讨,西方的夷人便埋怨;南向征讨,北方的狄人便埋怨。都说:‘为什么把我丢在后面!’人民对成汤的盼望如同久旱盼望甘霖,“甘霖”到来之时,便是百姓解困之日。正所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孟子·公孙丑下》)适逢乱世,能有一支代表人民意志的王者之师,当然可以天下无敌。

  (四)一统天下

  经过上面几节的叙述,接下来就可以谈谈对于孟子“尊王黜霸”王道思想在天下政权结构之一层次的理解。

  对于王道政治自身而言是具有一个自我更新的能力的,她的内在精神是反垄断。上面几节提到了有关君主王天下所应当采取的一些措施,但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行王道就是通过走“人民路线”而达到统一天下的政治目的,确切地说统一天下是行霸道君主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但这绝不是行王道所该达到的。行王道追求的是一统天下,虽只一字之差,但二所包含的天下政权组织结构与发展方向却截然不同;可以说王道所追求的天下图式是为了使“保民”这一政治目的一直能够得以贯彻,君王可以行一时之仁,但很难保证其政策千古不移、万世不变。孟子并非像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将行王道的理想仅仅寄托于那些手握重兵的诸侯身上;孟子之所以四处讲学,泛言先王,那么激烈的抨击“霸道”倡扬王道,其真正目的是要维护“王道天下”的政治结构,因为这种结构可以保证人民始终都能够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利害权衡与判断,罢黜“民贼”、“独夫”,支持和拥立最能代表他们利益的君王为天下共王,从而也就可以保证社会的动态发展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上发展;在不同的时期,人民可以通过比较不同诸侯国间国君的施政状况辨别贤愚,各诸侯王也忌惮于民众的力量而有警于自身是否实施仁政,有志于“王天下”的国君便可以通过更优的惠民政策以争取民众的信任,最终实践其政治理想,由此天下间便可形成力主于“保民”、“利民”的“优胜劣汰”的政治格局,从而在根本上保证人民的利益。

  诸学者在研究孟子王道思想之时往往执着于文字,忽略王道思想“日新”这一核心主题。所谓“日新”即自我革新,唯有与时革新,不断自我丰富的邦国才有可能实践王道,“协和万邦”。汤之所以能灭夏,周之所以可伐商,是有其深刻内因在里面的,《诗经·大雅·文王》中载有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想是可以作为以上论断的佐证的。所以若要“王天下”、“行王道”不是有一颗“仁心”就够了的,还应在施政层面多有建树,为当适时各邦国的表率,体现鲜明的先进性。孟子讲 “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公孙丑上》)既然“王不待大”那成汤、文王所依凭的就是“德”,就是能够适时的贴近“民本”,能够更好地代表人民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