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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饰经济价值的有限性与审美价值的无限性

时间:2020-12-07 18:24:32 哲学毕业论文 我要投稿

银饰经济价值的有限性与审美价值的无限性

  银饰经济价值的有限性与审美价值的无限性,欢迎各位哲学毕业的同学前来借鉴哦!

  摘要:经济价值与审美价值是构成银饰价值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经济价值不是银饰的终极价值,审美价值才是银饰的灵魂。本文通过银饰的经济价值的有限性与审美价值的无限性的对比,进一步深入研究银饰的经济价值与审美价值的非对等性原则。

  关键词:银饰 经济价值 有限性 审美价值 无限性

  马克思认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的关系中产生的。”虽然马克思并不是针对艺术价值而论,但对于我们认识银饰的价值有着指导意义。它在成为产品之前,已经有了理想中的价值,即经济价值。然而作为艺术品,经济价值不是终极价值,审美价值才是艺术品的灵魂。艺术品是价值的寄存体,两者是同时酝酿,同时创造出来的,有了艺术品,价值也就客观地存在那里了。而艺术家的思想深度、美学品位和艺术技法、艺术表现能力的高低才是艺术作品总体价值的水平的决定因素。银饰的价值与作为银的价值并不相同,它是不精确的,很难描述的。虽然审美价值是银饰生产的目的和意义之所在,但生产出来之后,就跟它的生产者脱离开来,进入艺术品市场成为一种现实的艺术商品,通过经济价值表面的等价交换使它的审美价值得以实现。但是这两种价值却永远无法等同。

  一 银饰经济价值的有限性

  1、银矿储备的有限性

  在贵金属元素中,相对黄金而言银的资源比较丰富,但与其他一些金属相比,银又是地壳中比较稀少的金属,如银与铁的资源总量比仅为2:10000000。银的资源分布很广,在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可能找到少量的自然银或伴生银,具有经济上可供开采的银资源的国家也不少。然而世界上的独立银矿资源极其有限,伴生(或共生)的银资源却非常丰富。因为自然界中纯的自然银非常罕见,在各种地质作用的过程中,银常与其他金属如金、铜、铅、锌等联系在一起以矿物形式存在。银的生产可追溯到古代。人们从富银的矿物(如铅银矿)中用比较粗糙的方法把银提出来,作为主要产品来生产。后来,由于富银矿物越来越少,且伴生(或共生)银矿资源已成为主要银资源,银的生产已成为一种同金、铜、铅、锌的生产不可分割的共同产品或主要副产品。矿冶专家们早已认识银的浅成热液沉积现象,并把这一现象比喻为“新鲜牛奶上的一层奶皮”。据统计,人类过去6000年里,已开采出的银总量约为1100000t,大多数地球表面富银沉积物早已被开采,也就是说浅成热液矿床将愈耗尽,越往深处银越少。“深处无银”的现象已成事实。据20世纪90年代末的数据,世界银矿的储量估计有280000t,主要分布在南、北美洲,亚洲,欧洲及大洋洲的一些国家中,如墨西哥、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秘鲁。我国的银资源比较丰富,按照1999年矿产储量的统计,在世界上排在第五位,年产量20000t左右,我国白银主要用途是在感光材料、电子电气工业、化学制剂及化工材料、银制品及首饰。据有关资料显示,在我国各行业银的消费中,银饰占10%,因而制作银饰的材料是有限的。而且由于目前国产的冶炼技术工艺还达不到名牌银饰的要求,银条气泡多、颗粒粗糙,不如国外细腻,直接影响银饰的经济价值。

  2、经济价值衡量银饰价值存在有限性

  在这个社会里金钱不仅作为物品的价值尺度,甚至作为人的价值尺度。买卖关系已成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关系;美和艺术可以贩卖,其价值被归结为金钱的价格。在这里我们应注意到,甚至同样的词汇――“价值”、“评价”、“价格”、“经济价值”、“值”等同时标明价值关系的概念。根据马克思的观察, “……价值(Wert)或值(WUrde)这两个词最初用于有用物本身,这种有用物在它们成为商品以前早就存在”,“后来被原封不动地直接转用于价格,即价值的发达形式,亦即交换价值……”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价值”概念不知不觉被偷换为“价格”概念。众所周知,连普通的商品的“价格标签”也未必符合它们的价值(这种符合只存在于所有商品的价值总和与它们的价格总和之间)。金钱对于人对世界审美关系的歪曲作用,已成为一种“模式”,它明显地揭示出在异化关系影响下价值产生的机制,把审美价值与经济价值相对比时,无论在它们的社会“基质”上,还是在起作用的时间上,抑或在对现象感性方面的态度上,它们绝对不会是等同的。

  “价值”、“评价”、“价格”、“经济价值”、“值”等一同时标明价值关系的概念。根据马克思的观察,“……价值(Wert)或值(WUrde)这两个词最初用于有用物本身,这种有用物在它们成为商品以前早就存在”,“后来被原封不动地直接转用于价格,即价值的发达形式,亦即交换价值……”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价值”概念不知不觉被偷换为“价格”概念。众所周知,连普通的商品的“价格标签”也未必符合它们的价值(这种符合只存在于所有商品的价值总和与它们的价格总和之间)。金钱对于人对世界审美关系的歪曲作用,已成为一种“模式”,它明显地揭示出在异化关系影响下价值产生的机制,把审美价值与经济价值相对比时,无论在它们的社会“基质”上,还是在起作用的时间上,抑或在对现象感性方面的态度上,它们绝对不会是等同的。

  马克思还是在早期著作中就把对象的审美价值和交换价值直接对立:“……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正像经济学家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揭示的那样,有闲阶级把钱投入象征它们高人一等的实物消费即所谓“炫耀性消费”,这种消费品并不是维持生活所必需的,而是特殊化的,“使用这些更加精美的物品既然是富裕的证明,这种消费行为就成为光荣的行为;相反的,不能按照适当的数量和适当的品质来进行消费,意味着卑贱”。对银饰的消费不仅是它表面“价格”所规定的经济价值,还有更为复杂的`超越经济价值的某种社会关系的象征价值。再者,银饰作为一种传统艺术品,承载着太多的精神内涵,如历史文物价值、审美教育价值、审美娱乐价值,这些都给人以视觉审美的无限享受。

  正所谓“黄金有价艺无价”,银饰作为一种不能重复的历史阶段中精神创造的产物,其经济价值永远无法衡量它的全部价值。

  二 银饰审美价值的无限性

  梁启超说过:具有鉴赏能力的人是一种福气。小巧精美的银饰浸润着浓浓的中华文化,有历史故事、道德伦理、飞禽走兽…人们在把玩欣赏时立刻会被它雕工的精巧和蕴涵的文化所吸引,仿佛进人了时空隧道,和古人对话,感受他们当时的生活、情感,心灵得到一种滋润和宁静……

  1、银饰的历史文化价值的无限性

  在影响艺术价值与价格的因素中,还有一种情况不能忽视。就是艺术品的历史价值问题。对于存世的艺术品都是以无数同代艺术品消散、损耗为代价,这就使得以存留下来的艺术品在自身价值的基础上又无形中增加和负载了同代作品的历史价值,而且这种负载随着年代的递增而升值。因此,人类总是在艺术品的审美价值以外,分外看重它的历史价值,因此产生了艺术品价值现代不如近

  代,近代不如古代的情况。这就可以理解,历史上毫不惊人的作品,若干年之后可以升值为价值连城、炙手可热的精品。这是艺术史发展的规律,人类社会就是在艺术发展的自身规律中不断前进、完善和发展。经过数千年的发展,银饰在艺术品中确立了自己的位置。作为全人类的文化与财富,对人类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它更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方面面的状况,同其他艺术如美术、雕塑、建筑、音乐等一样,是人类聪明才智及艺术制作灵感的结晶,反映出时代的生活和人们的精神面貌。可以说,银饰发展的历史是人类发展历史的倒影。欣赏一件件银饰文物,仿佛穿梭于时空隧道,近距离地感知一时一地的历史、政治、文化、风俗。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广州沿海设关以后,十三行街区曾形成一个银器市场,是清代走向世界的广货之一,享誉国际市场。流传至今的一个盖杯(约1839年,中国吉星店。26.9厘米高,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馆藏)(图1)为广州十三行总行商赠予美国商人约瑟口库利奇(Joseph CooIidge)的礼物。双耳以龙为饰,杯身雕有洋人在珠江赛艇一景,取材特别,之所以是一件有价值的纪念品,除其造型和纹饰充分表现了当时广州银匠的工艺水平,还从侧面反映“西风东渐”影响下的中西合璧的审美取向。时至今日,西方的收藏家对十三行银饰仍趋之若鹜。18世纪至19世纪,十三行主要以接受西方订制为主,其纹式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纯西方式造型,不论在款式及纹饰上都没有中国色彩,银匠只依来样仿制,就像现在的来样加工。新古典主义、摄政时期、洛可可艺术风格的银饰在广东银匠手里复制外销欧美。另一类是西方式造型,中国式纹饰,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9世纪初期,欧美流行中国热,广州的银匠就运用了中国传统银器技术来制造外销银饰,款式更丰富,也更中国化,通过广州出口的外销银,中国传统的景物、人物、故事、龙凤纹等亦传入西方,使西方社会感受到东方风情和华夏文明。这批银饰成了东部沿海一带行商与洋商的人际交往以及中西方文化的交流的历史见证,其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远远无法用经济价值来衡量。

  2、银饰的审美教育价值的无限性

  一个人在教育过程中逐渐接受一定的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的概念包括人成长和发展的具体物质的、社会的和精神的条件,以及他们在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各种领域里活动的特点。在适应不同社会而逐渐形成的某些生活方式中,包含政治思想、道德说教和审美价值在内的艺术品对人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银饰这类艺术品作为一面“镜子”,总是以某种方式反映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需要,并体现社会理想,成为社会教育的传声筒。

  传统银饰是民间最为普遍的装饰物,几乎家家都有几件,其审美教育价值主要表现在有意识地以审美的形式按照某种道德的、政治的、宗教的社会价值取向来培育大众。银饰图案十分丰富,除了吉祥美观之外,还有深厚的教育意义,尤其是小孩的饰件,如银锁、银帽饰,图案大多承载着家族对后辈考取功名、光宗耀祖的美好意愿,挂在小孩身上常常提醒。儿童是生命的延续,寄托着人民对未来的希望。它的教育价值不是靠简单的说教来实现,而是将传统故事情境融化在生动精美的手工技艺中,起潜移默化的作用。常见有五子登科的帽饰,表现的是五兄弟嬉戏的情景。五个童子争夺头盔,盔与魁是谐音,以示子孙个个贤能,积极向上,满足旧时代人们渴望子孙争气、个个高升、光宗耀祖的心理。《三字经》“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的句子就是“五子登科”图的由来。传说在五代晚期,燕山府,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人窦禹钧很会教育子女,成为当时人们的表率。他要求子女学习刻苦勤奋,并为子女聘请名师,且让子女遍读家中万卷藏书。他的五个儿子整日耳濡目染,后来个个都有成就,曾做过朝廷高官,被人称为“燕山窦氏五龙”。银饰就是在平常不经意问教育佩戴者并发挥其作用的,它提供给欣赏者的是一个完整的精神世界、完整的生活情景、完整的社会整体,而不是零碎的,是一种有情有理的活生生的社会生活,是这样一种生活把你包围了,这是一种感情的包围,陶冶的是你的性情,拨动的是你的心弦。

  认识价值与教育价值都要通过审美价值这条途径来达到,首先是美的艺术吸引人们去欣赏,在这欣赏过程中才能实现二者的价值。不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也是不可能使人们从中认识到什么或者受到什么教育。在银饰纹样中反映道德教化也是内容之一。中国是一个很讲究孝道的民族,二十四孝故事也是常见题材,希望子孙要尽孝道。这里没有文字构成的教科书,而是通过图案纹饰传递着文化信息,伴随着孩子健康成长。艺术品赋予它所反映的现象以某种审美意义,力图按照一定的“轨道”引导人的价值取向。伟大艺术的力量就是这样的,它能潜移默化地激发人的“善”的行为,铸造人的品格。银饰在表现礼、德和教育方面有着独特的优胜之处,它以直观感性的形象,描绘帝王功臣、贞女烈士,从而感染银饰的佩戴者,达到成教化、助人伦的作用。

  3、银饰的审美娱乐价值的无限性

  所谓审美,即赏心悦目,赏心即为感情所动,悦目即为美之形态所致。银饰的审美娱乐价值,除了具有传统功利主义的“成教化”作用外,更多地侧重于审美娱乐功能,虽然此“乐”时常包含于“寓教于乐”之中,但其巧夺天工的工艺造型,即“有意味的形式”带给大众更多超功利的快感。纹样不仅要求造型、结构、色彩符合形式美,使视觉得以愉悦,而且还要说得出“名堂”、“道理”,交待其内涵、附会,寓寄一定的美和吉祥含义,以便图个吉利,让心理得到满足。《麒麟送子》(图2)回首踏步的麒麟稳健而不失轻盈,背上骑着一个面含笑意的童子,国画讲求的“神似”被表现得淋漓尽致。《猴献寿》(图3)中的小猴机警可爱,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把玩这些精美生动的银饰,给人以悦心悦目的美好享受。银饰使用的社会化促进了其商品化,制作工艺因此得到不断的发展。工艺富于创新,题材内容也趋向世俗化,具有很强的写实性和浓郁的生活气息。

  由于银饰的使用者大多是女性,所以除了反映贞节烈妇、多子多福的题材外,还有与社会上层所主张的政治道德不大相同的一面,如爱情题材,表达有情人都成眷属的美好向往。这种非主流文化在宋人的词中多有描绘,如“钿合瑶钗,至今冷落轻弃”(张先《碧牡丹》),“多情行乐处,珠钿翠盖”(秦观《满庭芳》)等等。譬如有名的元代杂剧《西厢记》中的故事情节也常被银匠们刻在姑娘们的银饰上,比如张生跳墙的情节。一头是莺莺听琴,另一头是张生跳墙。在银饰极少的面积上如何表现王实甫《西厢记》这两段故事细节,是很有讲究的。对银匠来说,难度更大,他不能像文学家那样用文字描写可以多用笔墨,银匠只能用锤子、刀和锥子在很小的银片上像画图一样生动表达出来。“莺莺听琴”细节,是表现张生趁莺莺于月夜在花园内烧香之时,弹琴倾诉相思之情,莺莺隔着墙门听琴后也发出知音之叹,这样两人的感情得到进一步的加深。如果直接面对面听琴,什么意境都没有了。所以老工匠是不会让莺莺见到张生的脸面的。“张生跳墙”的细节在跳,怎么跳,如何表现是一种技巧。莺莺在花园焚香,张生跳墙进来,如果张生已经过了墙,就没有过程和想象空间感,所以图案没有让张生已经过墙的情景出现。银饰上的人物生动传神,有种简笔画的味道,刻、雕、铸的手法使这件小小银饰给人无限的遐想。其纯粹的装饰性和审美娱乐性构成银饰的特有魅力。

  民间银饰犹如陈年老酒,历久弥香。历史赋予她深厚的积淀,大自然给予她灵性,人类精巧的双手打造了她美轮美奂的身姿,或许正是如此,成就了几千年熠熠生辉的银饰文化。物美不在价高。遥想古时江南的女子,手腕上总有一只银镯子。绞丝纹,是最经典而被喜爱的款式,因其细腻秀丽的风格而百年不衰,仿佛是戴在纤手上一段精致古典的往事。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16页。

  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0页。

  ③引自高丙中主编:《现代化与民族生活方式的变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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