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启蒙哲学背景下的阐释论文

德意志启蒙哲学背景下的阐释论文

　　一、“人的使命”问题的哲学史背景

　　“人的使命”(die Bestimmung desMenschen八he Vocation of Man)是德国启蒙运动后期(Spataufklarung)的一个重要观念。在18世纪后半叶的德意志，各个哲学流派—莱布尼兹袄尔夫学派、受英法思想影响的通俗哲学(Popularphilosophie)及康德的批判哲学—的学者展开了热烈的探讨。人们以这个概念为中心，热烈地讨论了如何成为人，如何作为人去生活的问题。

　　1.“人的使命”话题的产生

　　1718年，约翰·斯伯丁(Johann J. Spalding,1711-1801 >匿名出版了《关于人的使命的沉思》一书。此书出版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赫尔德称其为德语著述领域的新的“经典”。随后，这本小书在德国重印十余次，并被译为多种欧洲文字流传。在18世纪下半叶的德国神学界，斯伯丁的地位举足轻重。

　　2.门德尔松与阿伯特关于“人的使命”的争论

　　1761年，青年学者阿伯特(Thomas Abbt)同当时德国最有影响的哲学家门德尔松(MosesMendelssohn)就斯伯丁的这部著作展开争论。

　　阿伯特的评论题为《对人的使命的怀疑》(Zweifel fiber die Bestimmung des Menschen);门德尔松的回题为《神谕，关于人的使命》(rakel，die Bestimmung des Menschenbetreffend)。

　　阿伯特批评理性主义的观点认为，“不断完善”的观念本身就是同人的能力相悖的。比如，人的记忆力如何不断地增长完善?此外，那种认为人类此生是为来世准备，从而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的想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对于人类的使命，人们不会有任何的认识。从本质上看，人类的认识不能算是理性的。

　　二、“人的使命”在康德哲学中的意义

　　按照Frederick Beiser的划分，1760-1766年，康德处于形而上学的“‘幻灭期”。这段时期是他批判哲学的准备时期。康德写于1761-176年间的《<关于美感和崇高感的考察)的批注》，是了解这段时期康德思想变化的关键文本。在这些批注中，他抛弃了对形而上学知识的单纯追求，转向了对人的关注和探索。

　　1.探寻“人的使命”的驱动力

　　那么，是什么原因推动人们去寻求这一终极目的呢?答案是人的理性自身的兴趣。康德哲学中，人类理性的一大特点就是其有限性。理性自身又不愿局限在其能力范围之内，它在自身的兴趣驱动之下，总是想要“从经验的领域开始并且逐渐地翱翔直上”。在《判断力批判》第76节，康德集中阐释了人类理性有限性，即可能性与现实性、推论的知性与直观的知性、“是”与“应当”。人类的理性在运用的时候必须注意这些界限，忽视这些界限，就必然导致理性的越界。这三组区分，看上去是消极的，因为其否定了理性通向无限世界的能力;但另一方面，它们促成了理性的实践转向，通过理性的实践运用，人可以期待一个无限的道德世界。

　　2.“人的使命”—人类发展的根本目的

　　《纯粹理性批半归中，康德奠定了他的批半}J哲学的基本原则，即理性的自我批判。借助对于知性和理论理性的批判，康德探讨了知识在何种情况下是可能的，理性超越经验的应用不可能形成任何知识。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论证了人应当按照道德律去行动，这样的人才是道德的。但是这样就遇到了一个问题，即道德和幸福的分离。在康德看来，道德是配享幸福的条件，完满的善应当是道德善加上相应的幸福。但是在这个世界上，这种完满的善是不能实现的。如何才能实现道德和幸福的一致?这就需要假设灵魂不死和上帝的存在。

　　三、康德对“人的使命”问题的解答及其在德国哲学中的回响

　　在康德的哲学中，理性因其自身的兴趣，要寻求终极目的。在理性自我反思的过程中，借助目的论原则认识到终极目的是“目的王国”中道德的人。这个作为三大批判顶点的终极目的，沟通了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的鸿沟，使人能在受到因果法则制约的自然界中得到自由，使“必然”和“应然”得以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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