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谈胡塞尔弗莱堡时期的现象学哲学体系巨著计划论文
1916年，当胡塞尔应聘到弗莱堡大学担任这里的讲座教授时，他已经57岁。大约在两年后，他开始有了撰写一部“现象学哲学体系”著作的初步想法。 为此计划而产生的最初文字是他于1918年3—4月间在贝尔瑙度假时写下的14页手稿， 它已经带有“体系”的标题，主要讨论“各种逻辑学（各种存在论），尤其是价值学和实践论”。事实上，关于“所有存在论的体系”的核心观念已经在此文稿中得以形成。 随后，在1920年10月为《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二部分撰写的“前言”中，胡塞尔对此计划做了公开的暗示：“我在弗莱堡的新教学工作也要求我将我的兴趣朝向主导的普遍性和体系。”可能是在1920年7月3日写给美国的观念论哲学家、他的哥廷根时期学生霍金的信中，胡塞尔最早透露了这个体系著作的想法：“我以最大的强度在继续钻研一门‘现象学’哲学的基本问题和体系，而且大概不会在两年内完成它。”随后在同年9月22日给他的另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哥廷根时期学生贝尔（W。 P。 Bell）的信中，他更明确地说：“我想在一种全新的精神中将逻辑学③构想为整个哲学的最普全的形式原理学。 在主要纲领上我达到了一个——体系。 ”（书信III，20）至此之后，“体系著作”（Systemwerk）或“基本著作”（Grundwerk）的想法和计划一再出现在胡塞尔的书信、文稿以及他人对胡塞尔的谈话的记录中，最多出现胡塞尔致其哥廷根与弗莱堡时期的学生英加尔登的信函中。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胡塞尔在相关方面长达十多年工作的具体进展、变化与结果。1921年11月25日，胡塞尔在给英加尔登的信中写道：“现在我自几个月以来一直在仔细处理我的那些分量过大的手稿，并且正计划一部重要的体系著作，这部著作是自下而上地构建起来的，可以用作现象学的基本著作。”（书信III，213）但胡塞尔似乎很快便发现了这里的困难。
一
在1922年2月1日写给P。纳托尔普的信中，他提到正在准备四次伦敦讲演的文稿，并且已经开始抱怨说：“我的情况远比您的要糟糕得多，因为我的毕生工作的绝大部分都还滞留在我的手稿中。我几乎要诅咒自己无能力完成这项工作以及我只是这么晚——部分地只是现在——才获得了这种普全的体系的想法，这些思想是我迄今为止所有个别研究所要求的，并且它们现在也迫使我去改进所有这些个别研究。一切都处于重构的阶段！ 也许，我以人所能鼓足的一切干劲来做的努力都只是为了我的遗稿而工作。无论如何，只希望它圆满成功，并且不会来得太迟。”（书信III，151—152）接下来，当舍勒于1922年4月26日去弗莱堡拜访胡塞尔时，他报告说，胡塞尔“立即向我阐释他将在伦敦演讲的‘体系’”。这里两次提到的“伦敦讲座”是胡塞尔应伦敦大学的邀请而于这年的圣灵降临节在那里所做的四个题为“现象学的方法与现象学的哲学”的演讲。它可以说是胡塞尔这一时期的“体系思考”的一个阶段性成果。这次伦敦讲演的几个月后，胡塞尔在1922年9月1日致其哥廷根时期学生阿道夫·格里默的信中写道：“我最近又一次透彻地思考了现象学的原则思想和方针。我据此而选择了我的伦敦讲演的论题。……我刚刚步入‘最佳年华’，我必须进行‘盘点’，在此期间，一个体系的主要思想得以形成，并且迫使我去追究它们，而不是去完成我理应完成的老的东西。我需要每一段完好的时刻，每一份微小的力量。”（书信III，85—86）伦敦的四次讲演包含一个引论：现象学哲学的一般目标，以及四个篇章：
（1）通向本我—我思（ego cogito）的笛卡尔式道路与现象学还原；
（2）现象学经验的王国与一门现象学科学的可能性。超越论现象学作为超越论主体性的本质科学；
（3）超越论现象学与可能认识、可能科学、可能对象性与世界的问题；
（4）一门作为科学论的逻辑学与所有存在论的体系。未来现象学哲学的具体目标。然而，胡塞尔迟迟没有将他的四篇伦敦讲演稿付诸发表。即使在当年年底纳托尔普、普凡德尔和他的伦敦讲演的邀请人希克斯（G。 D。 Hicks）都致函胡塞尔，催促他早日出版这些讲演，胡塞尔仍然不为所动。其中的原因他在1922年12月13日致贝尔的信中已经有所表明：“希克斯向我保证可以很快地、以尽可能简短的形式发表伦敦演讲，并因此：在英国唤起对现象学的最初的严肃兴趣。是的，智慧的希克斯，你很有道理！ 但是我（始终如一[semper idem]）无法成为实际政治家，纵然是为了现象学及其成就也做不到。我不能为了‘名气’这道小扁豆菜（Linsengericht）而在英国出售我的灵魂救赎。（这种‘小扁豆’我很不喜欢吃，尤其是自现象学成为时尚以来。）希克斯很看重将这些文字放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但我会用拖延、有可能也通过扩展的方式来将它打发掉。”（书信III，45—46）胡塞尔在这里似乎并不在意现象学在英国的影响，尤其不愿意以简本的方式发表这些演讲。他更想将它们扩充为体系著作。这一点可以在他1923年8月31日致英加尔登的信中读出：“我没有将伦敦讲演加以付印。我将它们扩展成了一个每周四小时的冬季讲座，而且我会在下一个冬季对它们做更近一步的深化，并且会与我的研究助手一起为它们的付印做准备。（它将成为在现象学的意义上以及在第一哲学沉思集形式上的一个哲学体系的原则提纲，这些沉思必定会作为‘开端’而（从本质上）开启真正的哲学。）”胡塞尔在这里提到的“研究助手”是1923年开始为他工作的L兰德格雷贝，而“每周四小时的讲座”是指题为“哲学引论”的1922—1923年的冬季讲座，这个讲座的文稿后来也与伦敦讲演稿一样，在胡塞尔身前都未得发表，而是在近80年之后才作为《胡塞尔全集》第三十五卷于2002年出版，其中也作为补充文字而收录了2000年曾在《胡塞尔研究》上独出版过的“伦敦讲演”。胡塞尔没有出版相关讲座稿和讲演稿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在耿宁的分析中找到：“那些为1921—1922年的一部‘重要的体系著作’所做的准备工作具有极为丰富的内容， 然而这些准备工作所包含的任何一个部分都没有被加工到可以出版的地步。这是由胡塞尔的特殊工作方式所决定的：当他想撰写一部著作时，他通常不会在一开始就立即拟定一个确定的计划，而后一部分、一部分地去实现它；相反，他会首先尝试在他的文字‘独白’中从思想上把握全部的资料；并且希望能够在这样一种思想掌控的基础上于短时间内写下作为这种掌控之结果的文字论述。”
这意味着，如果他最终没有能够完成他的出版计划，那么可能的原因只有两个：要么是他还没有在思想上掌控全部材料，要么是他无法在短时间里完成文字上的阐述。在伦敦讲演之后，胡塞尔的体系著作设想似乎暂时告一段落。虽然按照“伦敦讲演”编者谷森斯（B。 Goossens）的说法，“胡塞尔对于伦敦讲演的兴趣始终贯穿在整个20年代”，但实际的情况是胡塞尔在书信和其他谈话中不再提及他的“体系著作”，直至1929年。是年2月23日和25日，胡塞尔应邀在巴黎索邦大学做了有关“超越论现象学引论”的两次讲演，此后又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对这两个讲演做了有所改动的重复。他在这两个讲演中重拾伦敦讲演的开端，再次透彻地审思笛卡尔的方案对于现象学的体系意义。因而在1929年，当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与奥列弗·弗兰克到弗莱堡拜访胡塞尔时，我们才又听到报道说：胡塞尔向他们讲述了“我的体系”。与对待伦敦讲演稿的方式不同，胡塞尔此次开始认真计划将巴黎讲演稿加工成《笛卡尔式的沉思》出版。是年12月2日，胡塞尔在给英加尔登的信中说：“我愈发重视将《笛卡尔式的沉思》德文版充分地扩展为我的系统的‘主要著作’。但愿它在1930年底完成，接下来是各个具体阐述的著作——在材料上已经有了极其丰富的准备。 ”这条从伦敦讲演到巴黎讲演的思想发展线索构成胡塞尔“体系著作”之构想和准备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或者说，首要的部分。谷森斯曾描述过这个部分的方法论特征：“在这里标示出的从伦敦讲演到《笛卡尔式的沉思》的道路上有众多的构建、发展和在方法上完善现象学引论的新纲领的尝试。与此起点相联结的是胡塞尔在超越论哲学转向之后对现象学方法论的再次彻底化，首先是在现象学成为‘严格的科学’的要求方面，以及与此相关在能够完成最终论证的要求方面。”
这同时也意味着，胡塞尔的“体系著作”之构想首先开始于方法论方面的思考。
二
然而1929年与胡塞尔计划的“体系著作”相关的写作还不只是《笛卡尔式的沉思》这一部，它的法文版拖延到了1931年才在巴黎出版。事实上在1929年10月真正得以出版的是另一部与“自然与精神”体系思想方向相关的《形式逻辑与超越论逻辑》。 胡塞尔在1928—1929年冬季用几个月的时间全力以赴撰写并最终赶在《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刊》第十卷上发表了这部导论性著作，其主要目的在于指明一条从形式逻辑通向超越论逻辑的道路。关于这部“逻辑书”以及后来与此书密切关联的“第二逻辑书”《经验与判断》的'产生原因，兰德格雷贝在他为后者撰写的“编者导言”中已有交待。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完成一部著作的撰写和出版， 在胡塞尔这里并非首次：1913年的《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也是以这种方式完成的。它们都符合耿宁所描述的胡塞尔的写作方式———当然，《逻辑研究》除外。《形式逻辑与超越论逻辑》看起来是胡塞尔为自己的七十岁生日所做的某种方式的庆祝或纪念。它发表在《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刊》第十卷上。这一卷年刊因为胡塞尔的七十诞辰还专门出版了一个作为补充卷的纪念文集。
无论如何，《形式逻辑与超越论逻辑》应当被视作胡塞尔后期与体系著作相关思考的一个部分。可能是受到《形式逻辑与超越论逻辑》出版的鼓舞，胡塞尔次年年初继续尝试去完成“第二逻辑书”。胡塞尔将他称作“逻辑研讨”（Logischen Studien）。在1930年3月5日④致格里默的信中，胡塞尔曾预告说：“两部篇幅更大的著述将会在年内付印；系统的主要著作若无意外会在明年付印， 那时还必须在文字上展示十分重要的具体研究，它们在思想上已经完成。”这里所说的“两部篇幅较大的著述”很可能就是指兰德格雷贝于1928年受胡塞尔的委托开始编辑整理， 但在他去世后才出版的《经验与判断》，以及《笛卡尔式的沉思》的德文版；而“系统的主要著作”则很可能是指胡塞尔后来一再说他“十年前就在准备的体系著作”。但这些预告后来都没有实现，甚至在两个星期后他便打算暂时修改这些著作的出版计划。他在1930年3月19日给英加尔登的信中解释说：“因为我从手稿中（或者说，从兰德格雷贝博士将它们统一联结后完成的草稿中）突然明白，在松散片断中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统一的思想从隐蔽处凸显出来，而且现在有必要在它的原则领导下进行一个全新的系统的起草加工，同时还要加入其他旧草稿的补充部分。我看到，我为此将还需要四至六个月的时间，而我却不能将《笛卡尔式的沉思》德文版的加工拖延那么久。”胡塞尔在这段时间里显然更看重对《笛卡尔式的沉思》的德文版的加工出版，他在这封信中将它称作“我一生的主要著作、一门对我而言逐步生长起来的哲学的纲要、一部方法的基本著作和哲学问题的基本著作”，接下来他还写道：“至少对我而言它是个了结，而且是我所能够倡导的并且可以随之而安心辞世的那种最终清晰性。”因此，《经验与判断》与体系著作的计划被搁置，胡塞尔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在对《笛卡尔式的沉思》的德文版的加工上。当然，胡塞尔只是暂时搁置了体系著作的计划，但始终没有完全放弃它。此后他的工作还一再地徘徊于《笛卡尔式的沉思》的德文版和“体系著作”之间，并且偶尔还有将它们合而为一的想法。1930年6月21日，列夫·舍斯托夫在弗莱堡拜访了胡塞尔。他后来回忆说：胡塞尔正试图像李凯尔特那样在死前完成他的“体系”。这个时期的工作带有很大的强度，它很快使胡塞尔感到疲惫不堪，时而病倒，时而陷入忧郁状态。1930年7月16日，他在给吉布森的信中写道：“我曾有过一段长时间的极度强化的工作，并且还将会有一段长时间的极度强化的工作。在此期间我已经疲惫至极。这部新的著作会非常显著地完善现象学的系统问题范围，并且表明，事实上在它之中包含了哲学（包括所有真正的科学）的全部问题域，而这部新的著作实际上需要年青的力量。”
胡塞尔在这里所说的“年青的力量”已经实有所指：他即将全薪聘任的私人助手欧根·芬克。
三
芬克自1927年开始旁听胡塞尔的讲课，1928年开始接替已获得德意志科学紧急共同体奖学金的兰德格雷贝，担任胡塞尔的私人助手（年谱，337）。到了1930年5月，胡塞尔哥廷根时期的学生、时任普鲁士教育部长的A。 格里默答应胡塞尔，为他支付一个私人助手薪酬的经费。芬克因此可以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为胡塞尔文稿的构想、布局，以及手稿的整理、誊写、加工、编辑等工作中。1930年8月13日，芬克将他与胡塞尔商定构想起草的“现象学哲学体系”的布局交给胡塞尔，整个布局有六页纸。 这就是后面作为“附录”译出的分别出自胡塞尔和芬克之手的两份体系著作的构想草案。此后胡塞尔一直与芬克密切合作，甚至在度假时也让芬克同行，以便在工作中随时可以进行商讨。这样的做法也就使得度假不再是度假，而是成为某种异地工作。1930年8月底，胡塞尔与芬克一起到意大利基亚瓦里地区“度假”。
是年9月23日，他从意大利的基亚瓦里地区致函凯恩斯说：“我与我的出色助手芬克博士一起在制定超越论现象学的一个新的系统设想（直至伦理—宗教问题域、直至‘形而上学’的诸问题）。但愿这个设想可以在1931年出版。”但他在那里因患气管炎而病倒，卧床14天后才能起身从那里回到弗莱堡。胡塞尔认为他为此而失去了两个月的宝贵时间。但到该年11月13日，他已经可以向格里默写信报告说：“我正在做我一生的全部工作的总结并且将它加以系统的完善。他在三天后给奥尔格·米施的信中写道：“希望这部十年前就在准备的、现在确实已经生成的书作为完全系统的构建将会提供最完善的清晰性。” 20天之后，他在致亚历山大·普凡德尔的信中已经谈到具体的出版计划：“我现在考虑在明年出版一部对于德国读者来说合适的、篇幅较大的著作，取代《笛卡尔式的沉思》德文版。”这里格外需要注意的是，胡塞尔在1930年11月27日致米施的信中还谈到了这部体系著作的内容：它不仅涉及目前正在加工的“对一个普全（构造性的—现象学的！ ）哲学的框架的描画”，而且还会表明，“‘非历史的’胡塞尔之所以时而不得不与历史保持距离，恰恰是为了在方法中能够走得如此远，以至于可以对历史提出科学的问题”。胡塞尔的这个说法一方面表明：他在1930年时便已经有了后来在维也纳讲演中才明确表达的历史哲学研究与思考，另一方面也说明：此时胡塞尔的体系著作构想的三个方向已经基本形成：结构的、方法的、历史的。此外还有一个方向的构想事实上在胡塞尔此时的体系著作的构想与撰写中一再出现并也得到他的关注和思考：形而上学的方向。胡塞尔在1930年12月21日致英加尔登的信中按序谈及最后这个形而上学的方向：“在我这个年龄，我首先牵挂的当然是系统的现象学基本书，我内心里实际上已经为此准备了十年，现在正在对它进行加工整理。……首要的、也许是最大的困难在于现象学还原方法的彻底无成见性。单单它就已经是一大篇章，而后是对‘在先被给予的世界’的构造分析，而后还有发生现象学和‘形而上学’的问题域，它在特殊的现象学的意义上是形而上学的。”这里所说的“形而上学问题域”是指与死亡、出生、无意识等等相关的问题域。例如胡塞尔在这年的6月便曾关注地讨论过这些问题但它们并不像胡塞尔提到的前三个方向那样受到过他的系统加工处理，并通过后期三书的形式得到一定程度的系统阐述。“形而上学的问题域”在目前为止发表的胡塞尔遗稿中始终只是他零星思考的论题。尽管总的轮廓已经显现出来，胡塞尔面临的工作与困难仍然很多。他在年初致曼科的信中就他的这部“基本书”写道：“自1929年秋以来，我就已经在准备了（但实际上我十年前就在准备这本书），但还是没有得到誊清加工。需要将丰硕的思想、大量的旧的、不断进步的设想加以综合，可以说是将一批无限的、地理学的‘照相’材料加以系统的统一化。”（书信III，474）胡塞尔已经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他必须将20来年的具体研究工作加以“自由的集思（Zusammendenken）、补充、均衡、相互比照、相互联结，同时始终还要进行原则的、方法的反思”。最终的结果“几乎与自己的期待相背”，这是“一个在生成中的和已经生成的自成一体的体系，当然，它是科学无限性的一个体系。”他在致格里默的信中再次告知：“体系的主要著作若无意外会在明年付印”但在接下来的近两年时间里，胡塞尔始终处在为此体系著作而进行的激情四溢的工作中。从他在这段时间所写书信中所表达的相关情况来看，他时而对此系统工程感到极度的悲观和力不从心，时而抱有信心十足和极其乐观的心态。他一次次地预告这本体系的基本书即将完成和即将出版，但一次次地重又因为遇到绕不开的困难而放弃出版计划。与此相关，《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刊》在1930年出版了第十一辑之后便没有再继续出版，其主要原因固然在于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施行了反犹政策，胡塞尔自己的以及他主编的著作无法在德国国内发表； 但在1933年之前的两年时间里，《年刊》的没有编辑出版也与胡塞尔自己一再没有完成自己的体系著作出版计划有关。他在1931—1932年的书信中多次提到他会将他的“体系著作”或《笛卡尔式的沉思》德文版放在《年刊》的第十二辑上发表，但最后都无果而终。例如在1932年1月7日致吉布森的信中他报告说：“我重又拾起了暂时放弃（为了一部全面的系统著作而放弃的）的修订德文版《沉思》的打算。我希望能够在《年刊》第十二辑上发表它，也许连同一个附加的讲演（1931年6月在柏林康德协会上的讲演），再加上1917年的时间研究。”
胡塞尔此时再次信心满满：“所有的缺口都弥合了，而且，尽管对具体的和与方法及系统性相关的研究做了不同寻常的扩展，已经有把握看到它的完成：即对构造现象学的一个统一的、多卷本的系统奠基。今年将会出版一个引论性的著作和具体研究的一个部分。但这仅仅是开始。”但几天之后他在致英加尔登的信中就已经写道：“当然，就《年刊》而言我有些狼狈——究竟何时能够开始付印，因为我始终还滞留在我的大系统论述上，《沉思》的加工首先留给芬克博士去完成他的前构想，所有必要的东西都已经得到通盘的透彻讨论。如果他完成了，我还必须亲自进行加工，这会花费几个月的时间。此外，看起来新的《沉思》的篇幅将会大得多。”（然而与前几次的预告一样，这次预告最终也以再一次的出版推延为结局。胡塞尔这年4月或5月还在“克服在我对现象学所做的一个最终成熟的系统阐述的尝试中无法绕开的困难”，但在两个月后，他告知他的老朋友阿尔布莱希特：数月来他又一次处在忧郁状态，就像他自青年时代以来一旦过度疲劳就会发生的那样。原因在于，如胡塞尔所述，“我不可能感到满足，我的意图几乎超越了人的力量和时间。 我的手稿在近几年里增长极快——思想上十分丰硕的年头，它们给了我极多的启示，将我引向了高处，通向古老的‘形而上学’问题的通道在这里得以开启，但却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即它们在我的方法工作以及在此从下而上开启的问题域的体系进程中成为工作问题。我是多么想至少为问题域的体系提供一个普遍的勾画，自下而上，直至这个最高的顶点，但属于这里的还有多少具体的个别阐述、细微而单调的要素分析啊！ ”
四
耿宁曾对笔者谈过他的这样一个印象，即胡塞尔在进行具体的现象学描述分析时，其工作十分细腻娴熟。但在进行体系的构建时则会让人感觉不那么得心应手。笔者深有同感，同时也发现，胡塞尔本人在研究过程中常常会因此而从体系的思考转入具体的研究，并深陷其中，不能自已，忘记了体系的任务。胡塞尔的体系著作最后没有完成，这是事实。而它最终究竟是否能够完成，这是问题。假设胡塞尔没有因为1937年8月偶然滑倒，摔伤肋骨，引起胸部炎症而去世，而是在芬克的协助下继续辛勤地工作十年，那么他的“体系著作”设想能够实现吗？历史容不得假设。对于胡塞尔本人而言，这个设想的实现是毫无疑义的：“我对未来绝对有信心，完全有信心，永远不再可能有旧式风格的哲学了，随着超越论的现象学，哲学的方法、意义、问题域已然经历了一次总体的和永恒的变化。这样一种信念难道不是一种骄傲自大？
但根据最冷静的和经过无数次检验的工作，我必须这样来看待它。”然而按照胡塞尔当年助手、也是胡塞尔体系构想最直接的参与者芬克的看法，胡塞尔的超越论现象学的体系构建是不可能成功的。不过笔者认为这仍然只是芬克个人的信念，而非他的证明。因此这有别于哥德尔对希尔伯特的形式主义系统之不可能性的形式证明。或许由此也可以看出形式逻辑的系统与超越论逻辑的系统的基本差异。无论胡塞尔的体系著作或基本著作的撰写能否成功，今天对这个思想史事件的重审并不只是为了迎合与满足历史学的好奇想象，而更多具有对于胡塞尔思想研究而言的两方面现实意义：一方面，它表明在胡塞尔身前发表的文字与未发表的文字之间不存在一个截然的界限划分。在所谓胡塞尔为自己撰写的研究文稿中实际上有许多部分也是为他人撰写的准备发表的文字。因而对胡塞尔思想的研究不能像保罗·利科所主张的那样，或像英美哲学界早期所施行的那样，仅仅依据经胡塞尔本人认可并在他身前出版的文字，而是必须关注他一生的所有思想记录。莱布尼茨所说的“谁要是仅仅从发表的文字来了解我，他就不了解我”，不仅适用于海德格尔，同样也适用于胡塞尔。另一方面，胡塞尔的体系著作构想至少为后来的现象学研究者勾画了一幅总体的现象学思想蓝图，提供了现象学的各个学科领域连同其相关思想资源的精神脉络：世界现象学、时间—空间现象学、本我现象学、交互主体性的现象学、宗教现象学、伦理现象学、静态现象学、发生现象学、世代生成的现象学、历史现象学、政治现象学、现象学的直观理论、语言理论、判断理论、社会理论，现象学的意向性与前意向性理论，如此等等。它们为今天的研究者们所提供的巨大助益是显而易见的。
【关于谈胡塞尔弗莱堡时期的现象学哲学体系巨著计划论文】相关文章：
胡塞尔的物理学反思论文06-07
中国哲学下的现象学论文03-20
胡塞尔生活世界的两种含义哲学论文04-15
现象学运动中的新科学哲学论文04-14
北宋时期的官位分析论文04-06
论胡塞尔的自然思维态度与哲学思维态度论文04-16
探索哲学超越论现象学说观论文03-19
新时期经济管理的论文03-24
关于新时期小学教法美术教育的探究论文1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