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巴什拉的哲学思想探索论文
连续性增长通常被认为是科学知识必不可少的特点,然而在20世纪的法国哲学中,“知识进步与否”却构成了其主要的论题之一。其中,以柏格森、萨特为代表的意识哲学倡导连续、绵延和进步的历史主义;以康吉莱姆、斯特劳斯、福柯为代表的概念哲学则信奉间断、断裂的非历史主义,在他们看来,知识、概念与合理性的运动并非连续———它会有起伏、变化、停顿、跳跃、曲折和倒转。而对于后一种思潮,巴什拉(G.Bachelard)无疑是其精神导师。
一、知识统一神话的破灭
巴什拉被引述最广的概念就是“断裂”(break)。关于科学的发展,巴什拉认为,科学的新旧理论之间有一种断裂,新的理论倾向于完全超越或不连续于先前的理论。(Bachelard,2000,p.18)科学史远不是一种渐进的演化,而是一个为一系列概念革命所震撼的过程。这些革命产生了一些可以论证的“断裂”:最初的事实并不是根本的真理,事实上,只有当人们首先同眼前的客体决裂,只有当人们不受最初选择的诱惑,只有当人们制止并否认了产生于最初观察的思想时,科学的客观性才可能实现。(巴什拉,1992年,第1页)不仅如此,科学的合理性同样具有历史本身的非单一的、直线发展的性质。而科学最为艰巨的任务,也正是时刻处于整装待发的状态,用开放、活跃的知识代替封闭、静止的知识,使合理性获得演变的理由。(同上,2006年,第14页)对于前科学精神来说,统一性是一种始终被渴求的原则,它倾向于使外表各异的现象趋同;假如科学热衷于此的话,这种统一很快就能找到。但科学进步恰恰相反,最清晰的步骤是在抛弃肤浅的统一因素后获得的,譬如大自然计划的统一、逻辑的统一。(同上,第12页)“断裂”无疑解构了这种统一。科学努力获得的认识本身也会衰退———抽象的、直接的问题倦怠了,只留下具体的答案。精神到了一定时期,就偏爱那些肯定而不是反驳它的知识的东西,它喜欢答案甚于问题。于是,保守的本能占据上风,精神就停止扩展了。(同上,第11页)思想扩展的危机就意味着要彻底重组体系。因此,科学不是创新的积累者,而是它们的协调者和组织者;其任务不在于找出科学假设之间的前后关系及其缓慢的发展过程,而在于提高人们对突如其来的冲击的敏感度。
每一次断裂都是一次新的提问法的确立,一种新的总问题的提出。巴什拉主张,科学研究以问题为出发点,即使这问题提得不适当。科学精神首先禁止人们屈从于现成的舆论,要求人们在认识之前提出问题。倘若没有问题,就不会有科学认识。(同上,第10页)因此,知识论的断裂本身就是一种问题谱系的改变或者转换,是对旧问题的置疑和对新问题的设置与建构。“知识论的断裂”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科学知识与日常经验和信念相决裂,甚至相矛盾;二是指发生在两个科学概念间的决裂,这表明科学不仅通过与日常经验和信念的决裂而发展,而且还通过与先前的科学理论进行决裂而发展。知识论的断裂还表现在虽然我们能从新学说推导出旧学说,但相反的情况却是不存在的。(Bachelard,2000,p.18)例如,无论是在局部还是整体上,我们都无法从牛顿力学推导出爱因斯坦力学来,即新旧理论之间的包含推导关系基本上是不可逆的。
“断裂”与库恩的范式形成以及范式转换有相通之处,它所牵涉的不仅是对自然世界的理解,也包括了对科学方法的新认识以及解释有效性的新标准。巴什拉关于这些论题的详细论述较库恩与费耶阿本德对类似论题的讨论要早二、三十年。两者的差别在于后者强调范式,而巴什拉则关注概念本身的问题,其中的核心观念是:断裂、障碍(obstacle)与行动。(巴什拉,2006年,第33页)对于后库恩的一些科学哲学基本问题,巴什拉的论点仍然能给予人们很大启发。例如,在否认科学连续发展的同时,巴什拉依然肯定科学向前进展的主张,以及范式转换与科学理性可以兼容而不矛盾的观点。“明确、修正、变化,这是富有活力的思想类型,它们躲避确信、统一,因为在同质的体系中遇到的障碍多于动力”。(同上,第12页)可以说,他是以科学史的间断性的形式探讨了不同科学理论之间“不可比性”的论题。在涉及到狭义相对论时,对于使用伽利略变换和洛仑兹变换,巴什拉断言,在可以使光速趋于无限大的日常逻辑中,两者实际上会互相重合,而且也能够通过简单的数学上的操作重合在一起;但是他否认在这里找到了构思的连续性。巴什拉把这种由扩大而产生的包容(enve1oppement)形容为“非”的关系。(金森修,第104页)在同样的意义上,“非”欧几里得几何学“包容”欧几里得几何学,“非”拉瓦锡化学“包容”拉瓦锡化学。
因此,知识论断裂并不仅仅是拒斥过去的科学,而且还重新阐述在新的宽广思想背景[文秘站－中国最强免费！]中保存的旧观念。“间断”指新科学知识重组和整合旧的知识,因而不是表示认识价值的全部颠倒,而是仍将它们看作构成科学发展的理性过程的基本部分。“断裂”本身意味着一种更普遍的概括或再造,它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科学史家用当今的价值与标准衡量过去,于是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科学过去”(scientificpast):过时科学的历史(thehistoryofoutdatedscience),以及仍然有效的科学史(thehistoryofsciencejudgedvalid)。这种对科学变革的说明使他们在抛弃科学发展连续性的同时,依然承认科学的进步,在这个意义上,后继的框架都代表着超越其前一框架的进步。《科学精神的形成》是巴什拉关于知识论的重要着作,对法国学界影响非常大,曾启迪了后来的许多哲学家。值得一提的是,该书中使用的文献在17、18世纪都是二、三流的,因而且不说从哲学角度看,即便从科学史的角度看,这些文献现在也几乎没有什么价值。那么,巴什拉为什么还要回顾前科学阶段呢?考察一下科学史就会一目了然:虽然科学的进步迟缓、有漏洞并且混乱,但是这种情况不但不是历史上的偶然,反而是植根于认识行为本身的难以避免的过程:人们一边抵抗着过去的错误认识,一边形成着新的认识。
谬误比无知更有害。如果只是无知,那么基于尚未对其进行研究的事实,问题就一直停留在中立状态。但是在谬误的情况下,问题却被掩盖了,表现为已经解决的问题和不存在疑问的问题。无知与“尚不存在的问题”相关,而谬误却与“已经不存在的问题”相关。“已经不存在的问题”以前曾经作为问题而被明确提出过,它包含过去思考的痕迹,也缩小了进行新的研究的可能性。无知只是对未解决的对象置之不理,而谬误则是把它隐藏起来。(同上,第279页)所以,我们必须认识构成谬误根源的各种各样的知识论障碍,对它们进行分类,然后做出应对。于是,巴什拉依次提出实体论障碍、泛灵论障碍、过剩且简单的一元论障碍等模式。这些都是“知识论障碍”的具体性例证。知识论障碍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外在的障碍,而是在认识活动内部出现的迟钝与混乱。对真实的认识永远不会是直接的、完全的,这就需要人们在认识过程中不断克服精神本身的障碍。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论障碍不是仅从外部干扰科学的发展,相反,它们总是参与了科学的建构过程———它们总是在潜意识中起着作用。知识论障碍的无处不在决定了科学知识要想得到真理性的尊严,就必须放弃永恒性的要求,而保持其瞬间的特性;其原因在于障碍是从先前的思考方式遗留下来的:原先成功的科学方法后来可能会构成知识论障碍,通过旧观点的惯性阻碍科学的进步。因此,知识形成之日就是其开始被质疑之时,否则就要成为新的障碍。
二、理性、实在与“生产的现象学”
从时代角度看,虽然巴什拉是在“概念哲学”已经衰退的时期肩负着扞卫认识论的特殊任务,但他却严格地恪守了“概念哲学”的传统,强调概念化与理论化在科学研究中无比重要的地位,以及这些假设性的概念与理论所具有的可被修改的潜能。其中所牵涉的一个议论主轴,正是“理性与实在”这个典型的形上学问题———概念与理论是人类所创造的科学之可变的对象,而它们的功能是被用来呈现科学永恒的对象(即实在)。巴什拉对于谈论概括性的、总体性的理性非常谨慎,他通常的做法是限定各种理性的明确边界,并探讨局部化领域的“小唯理论”。而这些“小唯理论”在最终意义上不可能具有完全的孤立性,即它们就像网中的结点一样,或者像互相连通的群岛一样彼此联系着。这时,唯理论这个词语是指理性的、具有一致性的理论,是相关唯理论(intercorrationalisme),是联系理性主义(corrationalisme)。(金森修,第198页)作为科学理性的推崇者,巴什拉强调,理性主体要在与他者或非我(not-self)的遭遇和争议中不断地重新建构自我。他批评笛卡尔“思考的主体”(cogito)无法超脱唯我论,并提出“思考的共同体”(cogitamus):思考的共同体先于思考的主体;如果没有这种思考的相互义务、思考的相互诱导启迪,我自己的思考是成疑问的。(巴什拉,1996年,第18、31页)思考需要对话,需要来自他者的议论,这共同的思考必然是言说论述的(discursive)。我们可以要求他人思考我们所思考的,也可以要求他人对自己的结论提供推导过程。控制、检验、证明、确认,其严格程度不同,但都是思想的共存形式。与其说“我思,故我在”,不如说“我们思考,故我们共同存在”。重要的是我们思考,而不是我思考。换句话说,无论认识规则还是行动规则,都应建立在共同思考的基础之上。
巴什拉强调认识运动的方向是从理性到实在,而不是相反。(同上,2006年,第13页)认识不是始于实在,也不是始于直觉,而是始于问题和构造。科学发明它自己的对象,构造它自己的世界,最后由实验证实它的建筑物。这种重构实在的活动如同数学的活动一样,通过先于客观实在的构造物,把可能的东西同实在的东西结合起来。这种用以揭示实在的方法是“归纳的综合”(即“演绎进入归纳科学”),而不是“经验归纳”或“归纳的分析”。这一方法的转变、这一认识的倒转,必然影响到人们关于实在的观点。(涂纪亮等,第433页)巴什拉驳斥了将科学看作是对既定实在的描述的观点。他认为,科学知识的对象并非在直接经验中给定的,而是已经受了理性的转化,它关系着整个认知的建构过程。“在思想活动的时候,只要未能确保重新建构了自己的全部知识,就不能炫耀科学精神。唯有理性轴线才能使这些重构成为可能。”(巴什拉,2006年,第4页)现代科学所描述的实在界并不是等待去发现的世界,而是我们建构出的世界;这个建构的实在界不是为主体而存在的,而是与主体对抗的世界。心灵与实在、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依赖并不意味着二者的统一、集中或合并,相反地,意味着二者最起码的对立与差异。对巴什拉来说,差异是存在的需要,理性主体不再同一与不变,而是由不同于己之物、由非我、由理性与实在之间散乱而动态的交互关系所超越,所支持、创造和再造。巴什拉摆脱了传统实在论的教条,摒弃了以往将“理性”与“实在”对立起来的观点;他用“实在化”(realization)这一概念强调现代科学的实在已经是理性的建构,即次级实在论(secondorderrealism):一方面质疑即刻的经验的寻常实在,另一方面隐含了科学的实在早已是经过实验测试的理性所实现的结果。(Barsotti,pp.44-45)他提出“近似知识”(approximateknowledge)的概念来解释理性与实在之间的关系,并以无理数为例进行说明:无理数就如未知而不可穷尽的实在,但我们会以两个有理数来逼近某个无理数。(金森修,第37页)“近似知识”的概念表达了实在论的立场:一个永远不会达到的极限,永远超乎我们对它的思考。在《科学精神的形成》中,巴什拉对传统实在论的理论基础即实体概念进行了批判,认为实体概念已构成了认识论障碍,并且这种批判已经显示出某种知识的建构主义思想。(巴什拉,2006年,第103页)那么,思维与实在是什么关系呢?思维的对象超越了自然所给予的事物:当描述这一新现象的性质时,与实在本身相比,现象的性质就是思维自身产生出来的。所以实在本身就只好从思维的首要对象地位上退下来,从在经验上进行描述的事物变成在技术上构成的事物。也就是说,从存在着的事物变成创造出来的事物。(金森修,第278页)而在科学思考中,当一个主体思考一个客体时,他的思考已经呈现为一种具有深度的筹划形式。
不过,与社会建构论不同,巴什拉仍然预设科学思想的合理性以及科学在社会中的优先地位。在他看来,即使在实验科学领域,也只有理性的阐述才能恰如其分地取得事实,认识论专家应该把事实当作概念,纳入一个思想体系中。(巴什拉,2006年,第13页)巴什拉以“现象技术”一词来扩展现象学,认为当一种概念成为技术,并伴随着某种实现的技术时,这个概念才成为科学的概念。(同上,第63页)没有单纯的现象,现象是一连串的关系,技术对概念的介入才形成生产的现象学。(Barsotti,p.87)与其说知识是奠基于稳固的观念或单纯的现象,不如说是奠基在一种技术现象之上,通过这种现象技术将非现实的对象实在化,使它成为一种认识的对象,这就是生产现象(producephenomena)。
现象学一词在巴什拉那里有以下含义:(1)指对于现象之熟练而细致的把握,(2)指在意识探究态度下被把握的现象。(ibid,pp.36-37)巴什拉使用现象学一词并非指康德、黑格尔脉络下的现象学,而是指自胡塞尔之后发展的现象学;不过,他没有遵照严格的胡塞尔式用法:在科学知识论的诸多着作中,巴什拉谈到“现象学”时也包含着一种对胡塞尔的批评。按照巴什拉的观点,科学知识无法经由文字或图形传达给非科学共同体的知识分子,而须经由适当的工具以呈现出科学现象———亦即科学传播需通过科学共同体的实践或现象技术学才有可能。进一步,科学知识成立的条件取决于工具条件(instrumentalcondition),以及所处特定发展阶段的科学文化的情境性(circumstantiality)。(金森修,第208页)此处所提及的工具包含两类:一类是科技进步的技术性工具,它可以产生理论物理学所预期的功能与效果;另一类则是数学技术所提供的抽象化能力,比如19世纪出现的非欧几何数学所提出的理想的公设系统,使当代物理学能在微观层次观察实在。工具是具像化的理论,也是技术的产品;同时,技术也是科学家世界观的合理表现。科学的工具化∕仪器化(instrumentation)是指透过实体化的技术(techniqueofrealization)创造出具体实在。
三、想象力与二重性之谜
斯诺在上个世纪50年代提出了“两种文化”,反映的是人文与科学之间的彼此陌生、隔阂、轻蔑与敌意。然而,这种分化趋势在各国或许有相当不同的状况:法国的思想脉络就呈现出一个较为独特的发展面貌,科学与人文之间未必具有斯诺所描绘的那种壁垒,当然更不具有90年代“科学大战”中那种摩擦与冲突的图景。这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巴什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巴什拉是当代融合了“两种文化”的为数不多的哲学家之一,他的思想无论对科学哲学还是文艺批评理论都是一笔宝贵的遗产。
在巴什拉那里,思辨的和想象的思想区分犹如白昼和黑夜,正如他在《火的精神分析》序论中所言,诗与科学的核心从一开始就是相反的,但它们又奇异地结合在一起(巴什拉,1992年,第2页),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巴什拉二重性之谜。他关注人类大脑的神秘活动,数学与物质、科学与诗之间庞大的问题体系互相交错地缠绕着他。然而,尽管处于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它们并没有完全融合在一起。相反,正是在双方的差异中才会蕴涵对方的长处和优点,在统一性与异质性之间的缝隙中维持着紧张的知性空间。正如他自己所说,哲学所能期望的,最多也不过是使诗和科学相辅相成,使二者作为明确的相反命题统一起来。(同上)在经历了从科学论到诗论、继而又回到科学论的过程之后,巴什拉晚年再次尝试了某种巨大的飞跃,这就是他的“现象学转变”的开始。他以现象学为基础,把想像当作人与自然的联系,并将想像的功能延伸到伦理学的领域。他重申现象学不是对种种现象所作的经验性的描述:经验性的描述意味着主体对客体的屈从,并作茧自缚地使主体保持被动状态;心理学家的描述无疑能提供某些文献资料,但是现象学家却应把这些文献资料“置于意向性的轴心线上”。(同上,1996年,第6页)对诗歌意象的研究成为他的想象力现象学的切入点。现象学方法要求我们从意象最微小变幻的根源上阐明全部意识。一旦诗的意象在某一单独特征上有所更新,它便会显示出某种初始的纯朴。正是当这种纯朴井然有序地被唤醒后,会赋予我们对诗歌纯真的接纳。因此,我们对活跃的想象力的研究将遵循作为纯朴学派的现象学方法。(同上,第5页)“诗歌意象不受因果性支配”(同上,2009年,第3页),这句话充分表明了巴什拉的现象学立场———诗歌意象能够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在别的灵魂、别的心灵中引起反应。意象这种跨主体(trans-subjectivite)的特性,其本质不能仅以对象性指称的习惯方式来理解。换言之,只有现象学,即在个体的意识之中考察意象的起源,才能帮助我们重建意象的主体性并衡量意象的跨主体范围。
那么,是什么使得诗歌意象成为一种“直接的存在”(同上,第2页)呢?巴什拉把论述的焦点转移到想象力。他认为,想象力使我们从基本的意象中解放出来,获得了改变意象的能力。因此,想象力的本质是开放的———使人类既远离过去,又远离现在,而向未来开拓。(同上,第22页)把想像力解释为已有知识和心理内在压力的因果性总结,是不充分的`———想像力不是过去的知觉和知识的模糊重现,它致力于展示未来。想象力是人性的基本特质,它不是状态而是人类生存本身。巴什拉将想象力区分为形式想象(formalimagination)与物质想象(materialimagination):前者具有多样多变性,形成的是各种意想不到的新形象,这些新形象可以发生在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境中;而后者才是巴什拉真正看重的———在物质想象中,意象深深地浸润到存在的深度中,企图挖掘存在的本质,寻找原初而永恒的东西。(同上,2005年,第126页)巴什拉的想象力所强调的是物质想象的动态性成份。
巴什拉将想像力当作一个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不过他拒绝心理分析,因为心理分析是还原的,将想象还原成潜意识,将潜意识还原成生活经验,尤其是孩提时的社会经验。(同上,1996年,第15-16页)他反对一些精神分析师对于意象的研究———他们往往通过意象寻找现实,忘记了从现实中寻找意象的实在性。(同上,第18页)众所周知,潜意识在真正睡眠的梦中重新开始它的活动,“做梦的主体”乃是睡眠状态下的无意识,然而精神分析师面对的却是一个理性意识下的“说梦的主体”。巴什拉讽刺道:“我们时常天真无邪地、无意识地添枝加叶以美化我们在夜梦王国中的历险。您注意过叙述自己梦境的人的面部表情吗?他对他梦中的悲剧、梦中的恐怖报以微笑,他对此津津乐道。他希望您也会对此兴趣盎然。”(巴什拉,1996年,第16页)显然,“说梦的主体”与“做梦的主体”不是同一个主体,因而理性意识口述出来的梦就并非是潜意识所做的梦的本身。既然如此,那么心理学企图从理性意识口述出来的梦中了解潜意识的奥秘,就不仅是建立在一个非常不稳固的前提假设上,甚至可以说是缘木求鱼。
按照巴什拉的观点,我们应在梦境中研究梦想而不是在梦想中研究梦境。心理学家长久以来试图拆解夜梦、分析梦中的种种元素与形象,试图找出种种情结或是压抑欲望的刺激源头,此一方向就是“在梦想中研究梦境”。巴什拉反对的并不是心理学研究夜梦的企图,他认同梦是极佳的研究对象,但认为其研究的方向是错误的。(同上,第15页)他希望我们不要如同心理学家枯竭的心灵那般,在徜徉于洋溢着幸福感的梦想之时,极力钻研的却是那背后的潜意识与欲望成因。这里所谓的“梦想”是指“日梦”,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它与精神分析所研究的“夜梦”区分开来。正是通过对梦想的重拾,我们得以理解巴什拉为什么一直强调现象学对现实性的优先重视。巴什拉指出了心理学长久以来忽视的一个心理机能———想象力的诗意梦想(他称之为“非现实机能”)。(同上,第19页)更进一步说,关于这“非现实机能”的阐述,揭示了心理学所遗忘的第三种意识主体,即想象意识。理性意识压制了潜意识,各种原生欲望在睡梦中陷入不自觉的昏昧状态。然而,这名之为梦想的非现实心理机能,转瞬间能将我们解放为想象的意识主体。
巴什拉吸收了精神分析的成果,因为精神分析为“认识人”提供了卓越的手段。但他的思想更接近荣格,而不是弗洛伊德的正统的心理分析。荣格突出了人性超越生理限制的一面,致力于探索按人类共同的基本“原型”所组成的“集体意识”。这一深入心灵的探索启迪了巴什拉,使他试图研究从梦想中得到存在的扩张,试图将感性与理性完满地融合在一起。借助“想像力的现象学”,巴什拉既谈论科学又谈论诗。他虽然并不总是同时谈论二者,但在谈论一方时却总是隐含地涉及到另一方。这是打破常规地在科学中发现了诗,还是在诗人的创作中探寻到一种科学性构思的萌芽呢?或许作为人类活动结果的科学和诗,本来就在人类的本性中相互联系着。在意识有意向性的投射活动中,如果说理性的意识使现象学者深感难解,使他们难以说明意识如何贯穿于一系列的真理中,那么相反地,“想象的意识”对一个孤立的形象开启时,感到惊奇喜悦的主体却能很自然地产生意识领悟———崭新的诗的形象,一个简单的形象,因此很自然地成为一个绝对的起源、一个意识的开始。
巴什拉的现象学展现出,仅仅以悬置的自然态度来对意识中显现的现象进行描述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一种前于意识、作为意识的根源的诗意象。在这种现象学的转向中,他的对象从知识或科学知识转变为文学意象,方法上从实验转变为想象,或者说是一种强调动态性的想象的实验。在崇尚科学精神的同时,巴什拉突出了梦想,并强调想象和形象的认识价值,认为它们是开拓未来的。巴什拉一生始终追求理性与经验的和谐,他像诗人一样希望超越普通特定的东西,心中蕴藏着炽热的激情;但他又是一个严谨地探究自然万物的科学家,他把自身的想象命运与认识命运有机结合起来,把知识与对物质的想象统一起来,把诗的遐想与科学的理解结合起来。
当然,巴什拉清楚:自己正在进行的研究不管是具有科学论性质,还是具有诗论性质,它们都具有不同于对方的特性,至少在实际存在着的那种状态中,科学与诗并不重合。巴什拉就利用这种差异创造出诗与科学这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他在研究诗论时明确表示不想放弃科学论研究———科学和诗都是人类的创造物,但是它们却分别在不同性质的世界中产生发展着。他认识到概念世界的生活和形象世界的生活之间的差别,并将探讨这两方面的动机一直保持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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