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的思想政治教育观

　　韩非子的思想政治教育观【1】

　　摘 要：韩非子在其人性自私的人性论基础上建立起以法为中心的教育体系，提出了培养"智术之士"、"能法之士"、"耿介之士"的教育目标，"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教育内容和"参验审问"的教育方法等一系列制度，对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韩非子;人性论;思想政治教育;反思

　　韩非子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喜刑名法术之学，其归本与黄老"。

　　韩非子批判地吸收了儒、释、道、墨、名各家学说，综合前期法家法、术、势三派观点，"观往者得失之变"，建立起以法治为中心的君主集权和专制的理论体系，其中的思想政治观点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有着十分重要借鉴意义。

　　一、韩非子思想的哲学基础

　　分析韩非子的思想政治教育观，首先必须从其哲学根基谈起，韩非子的一系列观点包括政治、教育等思想都是建立在他的人性论基础上的。

　　他认为，人生来就是好利的，只有利益才是人们之间的真实关系。

　　他在《韩非子难二》中说到："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1]就是说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人人皆有，遇到利人们就会接近它，反之则避之不及。

　　他在《韩非子备内》中又举例说明："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

　　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

　　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

　　"[2]这是说制造轿子的人希望人富贵，做棺材的人希望人死，这并不是说明造轿子的是好人而做棺材的人是坏人，只是利益在起作用，人富贵则轿售，人死则棺材售，利益才是内因。

　　韩非子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还提到了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雇用农民与主人的关系，认为就连骨肉至亲都是利益关系。

　　总之，在韩非子看来，利益关系才是最真实的关系，"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3]

　　同时，韩非子不认为好利就是恶的表现，这是他与其老师荀子不同的地方，相反他认为利的存在可以促进人们之间的相互合作，进而促进社会的发展。

　　他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说到："夫卖庸而播耕者， 主人费家而美食， 调布而求易钱者， 非爱庸客也， 曰： 如是， 耕者且深， 耨者熟耘也。

　　庸客致力而疾耕耘者，尽巧而正畦陌畦畦者， 非爱主人也， 曰： 如是， 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

　　此其养功力， 有父子之泽矣， 而心调于用者， 皆挟自为之心。" [4]好利恶害的人性对于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是非常必要的。

　　主人和雇佣者都是按照好利无害的本性活动，双方没有感情，而是在利的驱使下各取所需。

　　二、韩非子思想政治教育观点

　　正是基于人性自私自利的人性论观点，韩非子建立起了他的以法为中心的教育思想。

　　这是因为当今是"争于气力"的年代，民心强悍，人性自私，"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即国家的强弱盛衰关键在于法制教育，用法治的威势才能使人去恶从善，儒家不懂时代的变迁，鼓吹过时的德治仁政，是不可能成功的。

　　而要实行法治则必须建立起以法为中心的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一系列相关制度。

　　1、韩非子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

　　韩非子在教育上反对"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他通过分析社会现状，总结历史盛衰得出了"不期修古，不可常法，论世之事"的思想，从推行法治的需要，提出了要培养"智术之士""、能法之士"、"耿介之士"。"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智术之士明察，听用，且烛重人之阴情;能法之士劲直，听用，且矫重人之奸行。" [5]这就是说智术之士要有远见卓识，能明于事理;能法之士必须刚正不阿，立场坚定，敢于斗争。

　　他在《韩非子五蠹》中提到："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6]所谓"耿介之士"是区别于儒家学者、纵横家、带剑者、患御者、工商之民的，它指的是正直、不流于俗套的人。

　　他认为只有培养出这样的人才，才能实现真正的法治，实现国家的强大。

　　在教育的最终目标上韩非子提出了"全大体者"的理想人格培养目标。

　　这种全大体者秉公执法，没有私欲，了解自然和社会，能按照规律办事，它区别于上述的"能法之士"、"智术之士"和"耿介之士"，"全大体者不是某一方面的优秀分子，而是在法、德、智几方面整体上有成就的理想人才。"[7]

　　2、韩非子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主体

　　在教育内容上韩非子主张"以法为教"，在教育主体上他主张"以吏为师"，以适应实行法治的要求。

　　"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8]就是说在教授内容上不学习历史典籍等书目，只学习官府制定的法律条文。

　　在教师和学校方面，不师称道先王的儒墨之士，而由政府官吏来兼做教师。

　　杜绝私学，取消学校和专职教师，退回到"官师一体"的制度上去。

　　以法为教的原因是他认为先王时期的观点已经不适应当时的历史条件，必须因时制宜，不能固守成规。

　　以吏为师是因为在韩非子看来人性是自私自利的，用儒墨的感化教化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要改造人性，使人去私为公，改恶从善，都要依靠法律的威势，只有在法律和刑罚的威吓下，人们才能自觉遵法守纪，自觉向善。

　　他举例说：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

　　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

　　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

　　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9]由此可见，韩非子看来法律和刑罚才能矫正人类与生俱来的劣根性，其作用远超于谆谆教诲。

　　3、韩非子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

　　韩非子从以法为核心的思想出发，提出了"因人情"、"参验审问"等一系列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

　　韩非在看到人自利自为、趋利避害的本性之后，还总结出人的这种本性是不可改变的，只能依靠外力的矫正作用使人去恶从善。

　　他说："夫智，性也;寿，命也。性命者，非所学于人也。"[10]他说这句话的用意在于让人们打消改造人性的念头，主张用因人情的方法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认为要根据人的好恶，顺着人的欲望，充分利用人的本性，对人因势利导，从而引导人们去实现国家的政治目标。

　　他同时又强调："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11]   在获得真知方法方面， 韩非子坚持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他认为， 要对事物有正确的了解， 不能偏听偏信， 必须"循名实而定是非， 因参验而审言辞"，[12] 即根据名实

　　相符的原则判别是非， 经过实际验证以审核言辞的正确或谬误。

　　为说明这个道理，韩非子还运用了春申君的故事加以说明， 指出听信谗言， 不做参验， 是春申君弃妻杀子的错误根源所在。

　　韩非子明确申明自己的观点：" 圣人者， 审于是非之实， 察于治乱之情也。

　　故其治国也， 正明法，陈严刑， 将以救群生之乱， 去天下之祸， 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 耆老得遂， 孤幼得长， 边境不侵， 君臣相亲， 父子相保， 而无死亡系虏之患， 此亦功之至厚者也"[13]。

　　韩非子不仅强调向实际学习， 还强调向他人学习间接经验， 他认为， 现在一般人都希望成功却反而失败的， 原因在于"生于不知道理而不肯问知而听能。

　　众人不肯问知听能， 而圣人强以其祸败适之，则怨"[14]。

　　要多向懂得道理的人去请教， 听从能人的意见， 这样就能避免失败。

　　三、对韩非子思想政治教育观的思考

　　1、坚持"因时而变"的原则，紧随时代脉搏

　　纵观韩非子的思想，可以发现他在制定教育内容及教育方法上都遵循了"因时而变"的原则，这对当今思想政治教育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在强调素质教育和呼唤创新精神的当代中国教育，需要注入因时而变的思想。

　　当今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比如理想信念教育、信任危机等，这些问题不是原有的教材体系所能解决的，这就需要我们用新的理论新的方法去解决新问题，因此必须坚持因时而变的原则，从实际情况出发，以解决现实问题为最终归宿。

　　新时期我们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紧紧抓住时代主题，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指导，不断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内容，赋予思想政治教育以鲜明的时代特征。

　　新时期要求我们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把教育干部和人民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任务，广泛进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教育，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创业精神的教育，加强马克思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教育，大力提倡科学精神，加强形势政策、民主法制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教育。

　　2、培养思想政治工作人才，建立一支强大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

　　韩非子认识到了传统教育的弊端：对纨绔子弟而言，父母、同乡、师长的教育是无效的，只有"以吏为师"教师具有绝对的威严才能起到教育的作用。

　　他同时强调为师之吏应该是"智术之士"、"能法之士"、"耿介之士"，应当具备较高的素质。

　　他的这种关注教师素质的观念是十分先进的。

　　蒋也曾在《当今军队的政治工作》的讲话，他指出："做革命事业，考察人才比什么还要紧!现在我已经懊悔从前不明白，没有做这番功夫，现在已来不及了!"[15]由此可知，人才对思想政治工作何其重要。

　　当今我们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积极培养政治工作人才，建立一支有着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德才兼备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

　　但是韩非子过分强调教师--官吏的"势"的作用，通过对受教育者的恐吓威胁来发挥作用在当今社会是不可取的。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