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农村金融的论文
摘要:美国次贷危机所引致的纷繁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迫使我国必须进一步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力度。但是，作为农村经济发展重要资金来源的我国农村金融，因为种种原因却不能够满足“三农”的发展需求。通过对我国农村金融供给和需求进行考察，本文分析了我国农村金融供需失衡的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破解路径。
关键词:农村;金融抑制;金融深化;供需矛盾
罗纳德·麦金农与爱德华·肖均以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从“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的角度论述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麦金农的“金融抑制”理论指出政府对金融体系和金融活动的过度干预会抑制金融体系的发展，而金融体系的不发展和金融活动的低效率，又将阻碍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金融抑制与经济落后的恶性循环。肖均指出政府减少或消除对金融体系和金融活动的过度干预，将会促进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而这又将进一步提升经济运行的效率，继而形成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因此，可以说“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共同揭示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所以，由此理论出发审视我国农村 金融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现状，探究形成农村金融供需矛盾的原因，寻求农村金融深化的可实现路径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农村金融的供给状况
1.农业信贷资金持续增长，但易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如图1所示，从1994年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农业贷款持续增长，从1994年的1 144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21 623亿元，且占当年各项贷款总额的比例也从2.86%增长到了5.41%。但受1997年和2007年两次金融经济危机的影响，农业贷款占各项贷款总额的比例也分别在这两年之后呈现短暂下降趋势。也就是说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其信贷资金投入容易受到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不能保证持续稳定的金融供给，这与农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贡献是极不相称的。
2.农村金融机构数量较少。我国于20世纪末开启的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使得原本在农村地区设有较多网点的四大国有银行，在集中化管理和效益最大化原则的指导下，大规模撤并了约31 000多家地县级以下的基层机构[1]，其业务重点也逐步向大中城市转移，这使得广大农村地区几乎成了金融服务的空白地域。虽然银监会于2009年印发了《关于认真做好金融机构空白乡镇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允许各地结合实际适当放宽准入标准，并为申请设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或设立机构网点开辟绿色通道，但截止到2009年末，全国金融机构空白乡镇仍有2792个，服务空白乡镇342个[2]。另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资料显示，全国有60多万个行政镇，300多万个自然村，而每镇平均仅有2.13个金融服务网点，平均每50个行政村才有1个网点[3]。由此可见我国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缺位”现象严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金融服务的发展。
3.农村资金外流现象严重。资金在农村地区属于稀缺要素，但农村地区不仅很难吸引到外来资金，而且连自身的资金也被农村金融的制度安排无情地吸走。尽管邮政储蓄则是主要的“吸抽”渠道，2001年邮政系统存款余额为5 911亿元，但是这其中的3 781亿元来自于县及县以下网点，通过国有商业银行吸储而流出的资金估计也在2 000-3 000亿元[4]。据相关统计，2007年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以吸储上存方式从农村流出的资金估计达4 000亿元;与此同时，随着农村信用社改革步伐的加快，其投向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等项目的资金也明显增加，农村信用社资金运用的“非农化”趋势也日趋明显，这更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地区的金融“失血”状况[3]。
图1各年农业贷款金额及其占全国各项贷款总额的比例(1994-2009年)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0年)整理而得4.金融服务方式落后。随着农村经济产业化、市场化的发展，农村居民对理财、保险、金融咨询等业务都有着更多更高的需求。目前，作为农村地区主要金融机构的农村信用社仍以存贷业务为主，而其他金融机构对县以下网点的大量撤并更使得农村居民日趋多元化的金融需求无法及时得到满足;同时，农村金融服务的电子信息化程度仍然较低，票据业务、耐用消费品贷款、旅游贷款、信用贷款、网上银行、信用卡、取款机、证券、国际结算等业务并未普及，因此农村信用社远不能满足农村居民对现代金融服务的多元化需求。
二、我国农村金融的需求现状
1.金融需求主体的多元化。随着政府对“三农”财政投入的逐年加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金融需求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即金融需求主体由单一的传统种植户，逐渐转变为传统种植户、养殖户、个体工商户、农村中小企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多元主体。
2.金融需求的规模化。农村经济结构的不断升级，推动了我国农业生产从粗放的传统农业向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现代农业的转变，这无疑将会对信贷资金产生巨大的需求。据有关资料显示，20世纪80年代农户平均贷款规模为50-100元，20世纪90年代中期上升到1 000元左右，20世纪末则达到5 000元左右，在经济发达地区一般要达到1万元以上，有的甚至达到1-5万元，而且仍呈上升趋势[5]。
3.金融产品需求的多样化。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需要与之相配的金融服务，当前农村居民的信贷资金需求已不再局限于维持传统的小规模生产经营，而是根据自身兼业化的类型，提出与之相适的金融产品。例如农户生产或发展第二、三产业所需要的大额贷款、结算、金融咨询、信托、保险、信用卡、有价证券、租赁等金融服务，就需要农村金融机构予以及时提供;同时，农户生活水平的提高会带来教育、住房、医疗等方面的更多投入。因此，这些方面的信贷需求也必然增加。
4.金融产品需求的区域差别化。我国不同地区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较大，对于农村金融的需求也不尽相同。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的经济相对封闭，农村居民的实物收入占绝大比例，储蓄和负债能力相对较弱，农业扩大再生产的难度也较大，因此其金融需求主要表现为应对大项支出和临时性支出的消费型贷款。对于经济较发达的农村地区，其农村居民收入的非农化特征明显，农业生产已走向综合经营发展，市场化和产业化的程度较高，因此其对农村金融的需求可以延伸到商业、服务业、流通业、手工业等许多方面。
5.贷款期限需求的灵活化。由于不同农作物或家畜的生长周期不同， 农户的贷款期限需求也随之不同;同时，农户会依据市场行情调整自身的种养结构，因而会使得其信贷需求呈现出较大的灵活性和随机性。但是，当前的部分金融机构规定不向农户提供中长期贷款，这就很容易造成农作物或家畜的生长尚在周期之内、过程尚未结束、产品尚未出售，便要求农户按期还款的状况。
三、我国农村金融供需矛盾的成因分析
1.商业银行趋利性下的战略收缩减少了农村金融的供给。农业生产具有周期长、风险大、投资回报率低等特点，其本身就对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商业银行缺乏足够的吸引力。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农业银行开始全面实施以商业银行为目标的改革和发展战略，通过“一划一脱一拨”①理清了与政策性金融、合作金融及历史坏账的关系;与此同时，在农业银行内部，其还按照商业银行的“三性”②原则从事经营管理，构建符合商业银行要求的经营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在这样的改革目标下，农业银行便将经营的重点集中在了大城市、大企业和重点项目，而全国大部分县以下的农业银行网点则遭到撤并;同时，农业银行还上收了贷款审批权限，用高利率鼓励支行将资金上存，实行贷款责任终身制，这就进一步削弱了基层金融机构的放贷能力。
2.农业政策性银行职能较为单一，缺乏对农村金融多样化需求的满足。在现行的政策金融体制下，我国惟一的农业政策性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服务功能较为单一，成为了只是单纯负责粮棉油收购贷款的银行，业务范围仅限于粮棉油流通领域，而不能涉足农业开发等生产性环节，以及农业科技、农业信息服务、农业产业化、农业基础设施等其他众多领域，这便无法充分发挥其对“三农”应有的支持作用。随着粮棉油购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粮棉油购销主体的多元化，国有购销企业收购量的下降，农业发展银行的粮棉油收购贷款业务量必将逐渐萎缩，其作用也将显得更加微弱。
3.农村信用社自身发展存在种种难题，满足农村金融需求的能力不强。随着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相继撤并其设在县以下的分支机构，或上收县域分支机构的信贷权限，农村信用社成为了目前农村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正规金融机构，而且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农信社“一农支三农”的尴尬局面。虽然经过产权明晰、管理体制和合作升级等一系列的改革，农信社的资产质量、经营状况都有了明显的改观，但农信社日益表现出的商业化、银行化及合作升级的倾向，使得农村居民并没有因为农信社发展能力的提高而得到更优质的金融服务。可以说农信社商业化改革之后所表现出的“嫌贫爱富”本性愈加明显，直接导致那些本来就因为收入低、自投资金少、在一些新的生产项目上缺乏经验，以及难以找到担保人等原因而被“拒之门外”的低收入农户，更加难以与农信社达成信贷协议。
四、我国农村金融深化的路径选择
1.突出政府职能，加大对农业的财政投入，增强“三农”获取信贷的能力。
第一，增加农业基础设施投入，改善农业的弱质化状况。由于我国农业人均种植规模小，科技含量低，劳动生产率低下，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强，是典型的弱质产业。因此，政府应从以下方面着手改善农业的弱质化状况，增强金融机构放贷的信心:一是增加对良种培育和农业种植新技术的科研投入，提升农业科技的转化率和对农业的贡献率;二是加强中低产田的改造力度，并不断培肥地力，建设稳产高产的基本农田;三是加强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控制农业面源污染，防治耕地水土流失;四是及时给予农村居民相关的'信息服务，包括农作物生产技术指导、市场供求信息、天气变化等，主动帮助农村居民规避市场和自然风险;五是加强农村小微型水利设施的建设和改造力度，提高工程技术和建设标准，提高农业防汛和抗旱能力。
第二，明确政府责任，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传统的小农经济很难获得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只有推动农业的产业化经营才能增强其获取信贷的能力。一是政府应明确自身在农业发展中的指导地位，做连接企业与农村居民的中介人，积极抓好农业龙头企业和生产基地建设，发展农副产品深加工、精加工业务，推动农业的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提升农副产品质量和产量，构建生产、加工、储存、运输的产业经营模式，降低农副产品生产成本，提高农副产品的附加值。二是政府应为农村居民尽可能的提供市场和政策信息，鼓励农村居民增加市场前景好、附加值高的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再者，政府应充分发挥科技在现代农业中的中心作用，充分整合农业科技人员的力量，积极推动“科技下乡”“科技入户”行动的持续进行，对农村居民进行农业科技培训，提高农业种植方法的科学化和种植品种的科技含量，加强科技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力度。
2.创新农村金融制度安排，构建合理有效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第一，鼓励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加大对农村金融的投入支持力度。为此，农业银行应建立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最低信贷额度制度，即每年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对农业的产业化、规模化发展给予支持，重点扶持一批竞争能力强、成长性好的农产品加工企业，通过龙头企业的带动效应，推动特色农业和农产品基地建设;同时应积极给予农村种养户和个体工商户一定的小额信贷支持，保证在作物和家*生长周期内的资金充裕，维持个体工商户经营中资金周转的顺畅。对于农业发展银行，中央政府应针对农业发展的特殊性，调整农业发展银行自身的职能定位，拓宽其业务范围和资金来源，将农业扶贫贷款、开发性贷款、农产品深加工贷款以及农业基础设施贷款均划归其统一实施，使其进一步发挥政策性银行的作用。同时，农业发展银行应主动将信贷支持重点从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转移，扩大包括对农业综合开发、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粮棉加工企业和粮棉批发市场等的服务范围。
第二，调整宏观政策，积极引导资金向农村回流。针对农村地区资金外流现象严重的情况，一是应突出中国人民银行的信贷指导作用，即严格控制资金上存和购买有价证券的比例，指导和督促各级金融机构增加对本地农村地区的信贷投入量，尤其对农村信用社等现有农村金融机构要明确规定更高比例的资金用于支持农村经济发展，严禁抽走农村大量资金投放到非农产业，以保证农业信贷资金投入的充足。二是应积极引导邮政储蓄资金回流农村，要通过政策明确规定一定比例的农村邮政储蓄资金，必需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支农再贷款的方式，支持农村的生产生活;要充分利用协议存款等方式，将邮政储蓄资金存入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等农业相关金融机构以扩大其信贷资金来源。
第三，建立适合“三农”需求的农业保险体系。鉴于发展农业保险是分散和降低农业风险的有效手段，政府应该尽快建立政策性和商业性农业保险相结合的制度，组建专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积极引导商业保险机构开发面向农村地区的商业保险业务，采取强制性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的方式;同时，各地区应根据自身条件选择适合的农业保险制度，逐步形成以政策性农业保险为主，商业性农业保险为辅的适应“三农”需求的保险体系。
第四，规范农村地区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当前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不完善，以及信贷资金供需上的不平衡，为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创造了空间。从何广文的研究来看，我国农户从银行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借入资金仅为借款总额的13.94%，从私人或其他非金融机构借入资金高达借款总额的86.06%，大部分资金借贷是在农村内部解决的[6]。这说明在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中起主要作用的基本上不是以正规合约为基础的契约型信用，而是农户之间依靠血缘和友情而形成的关系型信用。与正规金融部门的契约性信用相比，这种“乡土味”的关系型信用在我国似乎更具有普适性。因此，出于借款习惯、信息成本、信用约束、违约风险、农业生产周期、随机性的生活支出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居民往往会选择民间借贷等非正规金融方式解决资金的紧张。可以预见，非正规金融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将占据农村金融市场的主要地位。因此，为适应农村、农业发展对分散的特点，以及短期和无抵押担保的现实金融需求，政府应规范非正规金融，尽快建立一个公开、有效的秩序框架，在加强监管的过程中引导其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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