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中国宪政文化的渊源文化论文
摘 要：简述近代中国四个宪政文化发展时期并从中谈其代表性观点或思想，致力于探寻近代中国在引进西方宪政过程中所秉持的文化心态，即实用主义的弊端，并论述其背离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的必然性。
关键词：宪政文化；西方宪政；实用主义
中国人对宪政问题的思考是由西方的侵略而引发的，事实上，由生存危机所引发的对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关切，是先进的知识分子能够超越器物实用地接受西方宪政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西方的强大富足蕴藏在西方的宪政及其文化之中，这是他们体察西方所得到的最为牢固的信念，以此为动力，他们便把西方宪政文化的研究转换成在宪政与富强之间探寻因果关系的实用性思考。
1 近代中国引进西方宪政思想共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世纪早期),是以王韬、郑观应、钟天纬等人开启了这一思想的始端，他们看到西方立国与中国的不同在于前者有议院，议院能集合众议，消除君民间的隔阂，达到“君民共主”的新型关系。有了这种新型关系，君民就能彼此协调一致共同向国家富强的目标使劲，正是在此种意义上，他们坚信议院是西方各国能强兵富国、纵横四海的根本原因。
第二个阶段(19世纪中期),戊戌是中国近世最为急荡的时期之一，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政制层面的变法主张比王韬那一代人的“君民共主”设计要激进多，他们对不但主张要设议院，张民权，而且要行立宪，然而，他们对宪政价值的体认仍然遵循着上一代人创造的范式，他们始终坚信议院最达到国家富强不可替代的工具，在此期间，严复是个特别者，他不着眼于制度，而是皈依了进化论，并从进化论的架构里找到了西方文化中蕴藏着的个人自由所释放出来的能量与西方强大的关系。
第三个阶段(19世纪末),这一个时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在国家富强与民主宪政的关系问题上所进行的努力，他们比康、梁等人体味得更深切，在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体系中，民主是对人民权利的保护、国家权力的划分与规制以及自治、联邦等问题，他们与立宪党人围绕是兴共和革命还是走君宪制之路和立宪派人展开了激烈的论辩。
第四个阶段(20世纪前期),“五四”是一个开启了中国宪政思想历程转轨的时代，西方宪政文化所内含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以及作为其底盘的个人主义都被“五四”人被狠狠批判了一翻，他们自觉地树起了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并把民主升华为一种信仰。
近世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路向似乎是为了民族的复兴，中国必须选取择宪政，与此相关，宪政移入中国也就必然从“道”变为“器”，从“体”变为“用”，“富强为体，宪政为用”成了中国有关宪政问题思考、探求的最为坚固的文化性格。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近代中国的“实用主义”的文化学习态度使我们快速地引进了西方有关民主与自由的宪政思想，但也使我们在许多问题上付出了代价，事实上，近代的中国从未形成一种为求知而求知的科学精神，对西方宪政文化的“肢解”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宪政道路上犯下的一个很大的错误，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传统到“富强为体，宪政为用”的文化范式的形成与发展，反映出中国实用主义的肤浅。
2 西方的宪政思想
西方的宪政是基于西方的文化传统所内生的一种现象,是西方社会、文化自然演进的结果。人们通常说，宪政作为现代社会一种合理的制度，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并且这种制度是深植于西方文化土壤中的，它本身又是西方基本的价值准则和观念，蕴含着他们对人与社会、人与国家关系的理解，对诸如自由、发主、平等、法治等价值的体认，也包容着人们对宪政本身的感知、了悟、信念和忠诚。
西方的宪政思想是在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传统中逐渐形成的,它的形成有其必然相适应的土壤,而在近代中国，对于西方文化，要么根本看不起，要么只接受对己有急用的东西，而有用无用的标准则是功利性的，而实际上，西方宪政在近代中国作为一种文化从未真正系统地研究过，因为中国只需要对解决自己问题最直接有用的部分，那种“无用”的东西不是值得深究的。 3 埋藏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内心中的实用主义在学习西方宪政文化过程中的具体表现
（1）西方宪政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被近代中国的实用主义肢解了。正是中国这种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主义的文化心理和对西方宪政文化的'实用主义态度使近代中国无法做到冷静地看待自己的文化传统，理智地面对西方，更不可能去寻求中西文化融合的新文化途径。
近世中国所面临着主要问题是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从西方宪政文化中截取于己有用的东西这是必需的，也是无可厚非的，但这须是以整体上的把握为前提。
（2）学习西方宪政文化缺乏科学的研究态度。从一开始，中国的开明人士就是抱着一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态度去看待西方宪政问题，由于生存环境所迫而产生的急功近利的实用心态使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对待西方宪政问题上没有形成统一认识，总是各自为政，缺乏科学的研究态度，他们都相信宪政与中国国家独立、富强有着必不可分的联系，但没有一个人从这方面入手进行实证研究，他们只看到了西方的民主和它的物质文明成就，但没有真正去探究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从某种程度上说，先进的知识分子都崇尚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科学本身就是科学，但到了中国知识分子手里，它便成了一种信仰，一种救国救民的“神药”，可以说，急功近利心态所造成的在宪政基本问题上的实用特质是近代中国宪政文化的基本品格之一。
（3）西方宪政文化只是当作救国的新工具。从戊戌以来，中国宪政文化的最高成就在于五四，五四在中国宪政文化史上的主要贡献在于它为中国人确立了民主与科学这两大价值，今天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民主理想的坚持便是五四留下的一份宝贵财富，五四人对于个人价值的崇尚，对自由的渴望，对传统伦理的批判以及对新伦理的期待，都表征着中国宪政文化发展的一个辉煌时期的到来，然而，五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又把宪政当作救国的新工具，并将其灌输于民族主义的洪流之中，宪政在文化上的转型也就成了一首未谱完的歌曲，让人遗憾。
4 总结
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宪政文化是带着有色眼镜去寻求与中国有关的元素的，其中的艰辛与苦涩也许只有处于近代中国，真正经历这种痛苦蜕变过程的中国人才能体会得到，而这也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宪政文化与中国特有的“实用主义”心态相违背的必然性的体现，它们是一种中西文化的冲突，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歧变。
当今天的许多人不管情愿与否，不得不接过近代留下的文化缺失的时候，我们便会发现今天所思考和探索的有关宪政的观点、思想仍然停留下历史的车轮里不停地旋转，永远不知道终点会在哪里，这也是我对中国宪政发展所抱有的态度，虽然消极，但很诚心诚意。
在此，向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陈独秀、胡适等这些曾在中国宪政文化史上留下深深印记的大家们表示致敬，无论其思想风格有何不同、政治见解有多大差异，他们都是在中国最不幸的那些岁月里认真思考而不装腔作势的人，他们在黑暗中提灯前行，把寻求真理看成一种责任，用自己满腔的热血撑起了中华民族一个又一个希望。
参考文献
［1］@王人博.近代中国与宪政文化［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2］@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3］@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4］@叶晓青.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J］.历史研究,1985,(1).
【论近代中国宪政文化的渊源文化论文】相关文章：
论社会宪政01-25
论积极班级文化的建设论文02-25
论设计中品牌文化的实现论文11-26
论广告中的跨文化因素论文11-25
英汉语言的几点差异及其文化渊源论文01-18
论汉英姓名语言文化之对比论文12-05
论企业政治文化及其内在功能论文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