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强纲领与科学哲学批判性的重建论文
科学哲学在库恩之后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对这一变化的研究通常聚焦于科学观。科学哲学并不限于科学观的讨论，它也包含相应的哲学观。科学哲学的批判性是考察其哲学观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通过回顾维也纳学派以来科学哲学的旨趣变迁，可以看到，随着库恩及其后继者阐释的基于社会的理性概念的确立，维也纳学派科学哲学所具有的双重批判性获得了更新。科学哲学的新批判性既指向科学也指向人元“统一文化”将取代“统一科学”成为科学哲学的新目标。基于社会的理性概念也使科学哲学在新的思想条件下批判地审视科学、人文与社会的恰当关系成为可能。
一、批判性的萎缩:从维也纳学派到库恩
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性指向两个方面，即哲学的方面和科学的方面。前者落实为“拒斥形而上学”，并要求用一种新哲学即科学哲学(scientificphilosophy)取而代之。后者体现在诸如卡尔纳普的们比界的逻辑构造》那样的著作中，要求尽可能用逻辑构造替代实体，实现科学知识的合理重建，最终形成统一的科学。维也纳学派内部存在围绕着科学观的分歧，如在石里克一魏斯曼和纽拉特一卡尔纳普之间，但科学观根本不是关注的焦点，真正要做的事情是实现哲学的彻底更新。他们把目光投向科学，是因为确信科学将提供哲学转变的方法论指南。科学是研究的方法，哲学是研究的主题。
波普尔把科学哲学的核心问题确立为研究科学知识增长的机制，也即科学史的合理重建，开启了科学主题化的进程。对于经验知识中的非经验成分或形式成分，康德称之为知性范畴，早期维特根斯坦将之归结为逻辑形式。Cil石里克大体上追随早期维特根斯坦的观点，纽拉特和卡尔纳普则确信其具有本质上的约定性。波普尔把那些非经验成分视为可错的猜测，其立场因而接近于纽拉特和卡尔纳普。关键的区别在于，卡尔纳普首要的理论关切是现存知识总体的系统重构，波普尔则关心科学史的合理重建，即科学理论选择与替代过程中的合理性问题。如拉卡托斯概括的那样，科学哲学中己经涌现了归纳主义、约定主义、方法论证伪主义及他本人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等用以确保科学史合理性的不同方案。拉卡托斯提出了一种鉴别不同合理性方案优劣的方法，即把历史看成是对其合理重建的一种“检验”。哪一种合理性方案能够最大限度地扩大内史的范围，从而缩小外史的范围，也即使其自身面临最小范围的“反例”，那么，它就是最好的合理性方案。
结果，在拉卡托斯看来，科学与科学哲学处于一种怎样的关系中呢?至少对于最先进的科学学科而言，方法论的进步总是落后于科学智慧，而且，要把某种先验的科学哲学强加于最先进的科学学科是狂妄。准如，假如牛顿或爱因斯坦的科学被证明违反了培根的、卡尔纳普的或波普尔的先验的游戏规则，以此便要求科学事业重新开始，这岂不是狂妄吗?科学哲学表现在卡尔纳普著作中的指向科学的有限批判性丧失了。 科学主题化的另一个后果是，维也纳学派要求实现哲学变革的呼吁在波普尔派的科学哲学中被搁置了。科学哲学从前者的“科学的哲学”( scientificphilosophy)转变成了“关于科学的哲学”( philosophyof science)。科学哲学的核心是科学方法论。由这种方法论出发，其批判性指向诸如弗洛伊德主义、李森科的遗传学那样的伪科学或坏科学，也指向政治哲学中的历史决定论。在差不多同样重要的意义上，科学哲学的批判性成了作为编史学纲领的不同合理重建方案的内部竞赛:它们对于彼此互为批判J险的。以科学为主题的哲学研究的主要诉求是获取一种令人满意的科学编史学纲领。
库恩不再以科学为方法或手段，他要从内部理解科学知识一实践的丰富内涵。库恩致力于揭示逻辑主义者所刻画的科学形象的不充分性，对科学哲学的一般哲学价值或对一般哲学的批判意义以及科学哲学指向科学的批判性缺少兴趣。意外的是，伴随着库恩哲学不断增长的影响力及自称为库恩后继者的一批社会科学家立场激进的成果的涌现，科学哲学的研究主旨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爱丁堡学派把库恩揭示的科学知识与人(群)的相关性突出出来，并以此作为抨击理性主义科学哲学所倡导的“无主体的认识论”的主要切入点，事实上打开了把对科学的批判性推进到其核心即科学知识的新的可能性。这种指向科学知识的批判性不同于维也纳学派，后者旨在重构科学，前者则具有解构科学的色彩。解构科学并不意味着对科学知识的有效性进行质疑，而是对科学所采取的形式的唯一性和必然性持怀疑态度。
二、爱丁堡学派的社会概念
爱丁堡学派倡导的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想要把曼海姆和迪尔凯姆等的知识社会学分析拓展到科学知识领域。这样做的主要障碍是，尽管科学知识是科学家群体研究外在于他们的客观世界得到的结果，但是主导的科学知识理论如逻辑实证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都认为，要说清楚知识的本性无需涉及研究者，也即“无主体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的社会学表现就是默顿阐述的科学的社会规范中的“普遍主义”信条，它阻断了知识社会学试图建立的知识与社会之间的联系。
知识是人研究对象的结果，何以它只与对象有关而与作为研究者的人无关呢?近代英国的经验论者把它归结为经验在不同个人及群体之间的无差别性，因为只要人的感官运转正常，那么外部刺激所激起的感觉经验就应该是相同或类似的。体漠意识到，关于事实的'知识不可能完全由感觉经验给出，因为作为知识组分、类似因果律那样的关系范畴是无法由人的感觉经验见证的。结果，体漠把那些关系性的范畴归结为习惯性的心理联想。康德则把那些关系性范畴论证为主体的天然配置。这些先验的知险范畴把感觉经验整合进来形成具有必然性和普遍J险的经验知识，也即先天综合判断。
早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用逻辑形式取代了康德的知性范畴所扮演的知识论角色。逻辑形式是命题能够确切表示事实的内在依据，它既不源于人或主体这一方面，也不源于事物或客体那一方面。波普尔反对维也纳学派(石里克和魏斯曼)和早期维特根斯坦在对科学知识的刻画中所表现出的逻辑本体论倾向，他像卡尔纳普和纽拉特一样承认科学知识中存在约定成分，这些约定成分使科学知识总是可错的，理论是猜测。但是，由于对错误的排除遵循演绎逻辑，因而知识的增长过程是合逻辑的。
看上去，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是经过逻辑哲学洗礼、在排除康德和早期维特根斯坦哲学中知识的僵硬的绝对性之后向体漠的一种回归。区别在于，体漠把主观的、在某种程度上是随意的成分视为(科学)知识的必要组成部分，这些成分是由个体的心理联想形成的。波普尔则把这些成分明确为包含了错误的约定，通过运用试错法，人们可以把对错误的排除建立在演绎逻辑的基础之上。波普尔给出了一种具有灵活性的逻辑主义科学哲学。知识处于一种开放的增长进程之中，这一进程的终点是虽遥不可及却能够可靠地加以逼近的真理。知识世界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自主的、无主体的客观世界。
库恩也强调了武断的主观因素在科学知识形成中的不可或缺及其重要性。像体漠一样，库恩把这些成分视为科学知识的必要成分，而不是错误;像波普尔一样，库恩相信这些成分并非来自个体的心理联想，而是科学共同体成员共享的信念。对于库恩来说，这些信念是积极的、建设性的知识成分，其发挥的角色类似于哲学解释学视野中的“成见”。库恩把方法论准则、逻辑规则等可形式化的科学成分置于无法形式化的信念系统的屋檐之下，论证了随着基本信念的变换而来的方法论准则、逻辑推理规则的适用程序乃至知觉本身所发生的变化。 如果像库恩所说的那样，共同体成员共享的信念在科学实践及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某种基础性的指导作用，那么，对于理解科学而言，下面的问题就是一个库恩没有给出详细解答的重要问题:这些信念的来源及其形成方式是什么?库恩在有关“前科学”的讨论中指出，那些取得了巨大成功并能给人以更大成功期望的信念将吸引更多的支持者，如果它在这方面取得压倒性优势，那么科学就进入了常规科学阶段。问题是，那些相互竞争的信念的起源是什么?
对于知识社会学来说，知识就是得到集体认可的信念。布鲁尔认为，这些知识本质上不过是社会得以组织的原则。人们在生活中感受到各种社会压力带给他们的强制性，因而把这些社会力量经验为外在于个体的客观力量。引导我们进行思想的那些观念就源于这些社会力量，这些观念的特征也就是特定社会模型所具有的特征。对知识与社会的这种同一性的意识表现为某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它通过运用一幅经过简化的图画、一种意象来帮助我们在关于知识的反思中把社会一知识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
就科学知识观而言，布鲁尔近年来把科学知识的组分明确区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有其心理来源，另一个方面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作为认识者的个体运用其感官形成对外部世界的某种认识，这种认识作为科学知识的组分之一，为外部世界对科学知识的制约提供了担保。但是，单个人的感觉经验不成其为知识。只有那些借助于语言可明确表达、并且因而其真假可明确判定的以命题形式出现的认识才成其为知识。 借助于对晚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社会学发挥，布鲁尔指出，借助于语言才得以可能的科学知识，由于语言的社会本性而成为社会的。结果，知识的心理组分保证了强纲领的唯物主义立场，知识(语言)的社会组分保证了其社会学立场。由于只是社会组分才使得判定科学知识的正确与否成为可能，科学知识的社会成分行使了认知规范的职能。
科学知识的社会组分就是知识的非经验成分或形式成分，这似乎又一次回到了体漠，但这是经过晚期维特根斯坦哲学洗礼的体漠。这种洗礼的关键是，体漠通过区分关于事实的知识和关于形式的知识把他的怀疑论指向前者，而晚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经由克里普克等的阐释则帮助布鲁尔把那种怀疑论推进到数学与逻辑学。这使布鲁尔声称，“强纲领”具有普遍性，不存在说明范围上的死角。 对于布鲁尔来说，规则就是社会共识、制度化的信念、社会惯例。例如，以“宇宙的中心”为例，在一种意义上，它是客观的，在另外的意义上，它是理论的，是当代宇宙学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第三种意义上，它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一种制度化的信念，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种可以等同于“客观性”的“社会性”概念非常保守，它拒绝的是理性主义科学哲学通过找寻可以明言的形式规则为科学合理性提供充分保障的设想，并由此突出了库恩把科学理解为一种集体财产的观念。它包含的科学知识的可错性及可替代性思想并不新鲜。它被人们赋予的激进性来自何方? 在拉卡托斯具有广泛影响的有关科学史的论述中，内史被描述为遵循理性规则的纯净知识殿堂，外史则是社会学与心理学处理科学史边角料的仓库。“社会”意味着偶然的、局限于具体时代状况的错误之源。在理性与社会的这种二分法中，‘社会”具有某种道德涵义，似乎确是一个可以和“混”联系起来的词汇。可以设想一种与社会联系起来的理性概念吗?
理性通常被视为一种个体具备的能力，在常识中及在哲学史上，这种观点都是主导性的。但是，库恩不是己经说明范式的改变甚至会改变人们对事实的认定吗?每一个科学家都将依据理性、尊重事实、追求真理，但是，如果事实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是可变的，那么什么样的行为将被认定为是合乎理性的也将是可变的。这种类型的重大变化远不是随意的，它是罕见的，正如科学革命在科学史上是罕见的一样。范式一科学共同体这样的概念表明，尽管行为总是个人的，但是对一个行为是否合乎理性的判定是一个集体事件，理性运行于社会地基之上。库恩在论及科学研究中的规则问题时援引了维特根斯坦有关“遵从规则”的讨论，爱丁堡学派的理论家也在这样的意义上引申发挥了晚期维特根斯坦哲学。这些努力促成了一种不同于理性主义哲学的社会概念，知识的社会性意指对个人意见或随意性看法的超越，它应该被理解为源于集体努力的历史成就。
三、新批判性:理性与社会联姻的科学哲学价值
循着库恩对科学知识与特定群体的紧密关系给出的提示，爱丁堡学派把科学知识中曾被视为先天的成分降格为一种集体的社会成就。对于特定群体来说，这些成就作为范例具有准先天的强制性。同时，这种强制性具有历史的可变性。结果，对科学知识本性的完整说明要求对与之相伴的特定群体进行说明。强纲领通过把科学家看做是受利益与目标引导的社会成员，把科学知识理解为特定群体的社会产品。仍需说明的是，这样一种对科学的理解的哲学效果是什么? 一方面，如果自然科学知识是一个具有不确定性的社会过程的产品，那就不能指望以自然科学为榜样的强纲领式的研究能够超越那种不确定性。相反，这类研究在致力于澄清科学实践过程中不确定性的来源—利益、目标、技能或默会知识、共识、惯例等—的同时，必须正视他自己正面临同样的处境，即:他的研究同样面对如何控制那些不确定性因素的难题。简要地说，强纲领式的作品必定是一个社会过程的产物，谁也不能假装自己在进行纯粹的‘猫述”。
另一方面，把科学研究看做集体事业的一个后果是，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流行的科学共同体的自我意识假定科学是独立自主的进程，它既不需要考虑其他社会子系统对它提出的要求，也无须顾及由它衍伸出来的社会文化及实践后果。维也纳学派把自然科学看做是人类认知的方法论典范，默顿把这一典范延伸到社会领域，即科学也是民主的典范。在这种情况下，研究科学就是要挖掘潜藏于科学这一人类实践典范中的可推广的方法论价值。但是，如果科学实践及知识中必定包含着来源于社会的必要成分，那么挖掘独立于社会的科学所具有的社会文化价值就是不得要领的。正好相反，针对这些社会成分的控制、提炼、调整，将会具有指向科学知识及实践的批判性效果。问题的关键不是通过确立科学(理性)与社会的二分法，使社会向科学看齐。而是要研究社会中的科学，将它置于己经获得人们认可的那些价值的支配之下。如果不满于科学的状况，那应该把审视的目光投向社会，重铸支撑社会运行的那些基本价值、核心观念和社会制度。它们就是那些必须被视为具有建设性价值的成见及其制度化，哲学反思就指向对它们的明确表达、逻辑重构及批判改进。
对于维也纳学派来说，科学哲学的批判性是双重的，既指向科学也指向哲学。科学哲学这种文化上的独特性有时诱使人们将它归入“第三种文化”。借助基于社会的理性概念，横亘于见物不见人的科学与见人不见物的人文之间的鸿沟将被“社会”填平。一方面，多愁善感的人文对人心的每一点微小触动都可能凝结为社会共识而形成对科学的约束;另一方面，冷漠无情的科学的每一点新知也将经过社会筛选而更新人文思考的条件。代之以统一科学，科学哲学将担负起文化统一的重任。这种统一不是要消除文化的多样性或多元性，而是通过清除阻断它们之间沟通交流的障碍来实现。更确切一些，科学哲学将致力于建设一种新文化，借此它将有能力批判地审视人文、科学与社会的恰当关系，致力于勾画更具魅力的新生活及其反思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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