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精英的社会学

时间：2022-10-06 07:35:57 法学毕业论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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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精英的社会学

　　乡村精英的社会学

乡村精英的社会学

　　[摘要] “精英”问题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焦点。

　　伴随着中国农村改革的逐步推进,大量的农村精英尤其是经济精英异军突起,成为农村建设和发展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主导着农村的发展方向。

　　农村精英的研究,对推动农村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乡村精英精英流动模式精英结构循环论再生论

　　在中国的文化中,自古就有英雄情结。

　　虽然无论在哪个时代,精英在社会中所占的比重都非常小,但是由于其在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使为数不多的精英群体一直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民的自主性和积极性不断增强,一大批具有特殊才能和优势的乡村能人脱颖而出。

　　他们活跃在农村生产活动的各个领域,成为影响和左右农村社区生存和发展的精英群体。

　　伴随着学者们对农村问题的日益重视,农村精英也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国内外学者的视野中。

　　社会学界对乡村精英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运用社会流动、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等视角,对乡村社区内部的精英流动模式、乡村精英结构以及乡村精英的角色、地位、功能等领域的研究。

　　一、对乡村精英流动模式的研究

　　中国乡村的精英流动模式,是精英研究中学者关注和探讨最多的领域之一。

　　西方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精英循环论”和“精英再生论”的争论。

　　精英循环的观点最早是由撒列尼提出的。

　　他在研究匈牙利家庭农场时发现,随着社会主义改革的不断深入,20世纪60年代在匈牙利,在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下,从事私有的家庭农场经营并获得经济利益的,是那些在40年代拥有土地而被共产主义集体化政策剥夺的那些家庭的后代,而不是已经拥有政治权力的干部。

　　他认为,这种现象说明,在社会主义市场转型过程中,市场化产生的平等效应,使农村精英出现循环的现象。

　　撒列尼的理论启发了维克托尼,在对1984年中国农村数据分析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著名的“市场转型理论”,该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改革会使直接生产者而不是再分配精英受益,因此这种改革会减弱因再分配体制而产生的社会不平等。

　　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撒列尼还是维克托尼,他们都认为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精英的流动模式是循环的,即新的精英来自于旧的分配体制中不占优势的群体。

　　但是,很多学者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即“精英再生论”,认为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干部权力的作用并不会突然消失,市场改革的最主要的受益者并不是旧体制中的被剥夺者,而是旧体制中的政治精英,他们会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本”,起到一个非正式个人的信息网络的作用,确保干部在竞争中可以获得最新、最准确的市场信息,从而在市场竞争中获胜。

　　汉吉斯、斯坦尼斯基对东欧国家的研究,奥伊、怀特和瓦尔德对中国的研究都支持这一观点。

　　西方学者关于精英循环和再生的争论,使中国农村精英流动问题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但是由于他们对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和文化传统了解的缺乏,急于依据一些有限的资料去建构理论,难免以偏概全。

　　就此,一批中国学者根据自己对中国社会的切身体验和独到了解,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孙立平将精英的更替看成是一个精英集团内部角色转换的过程,王汉生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工业化与农村精英构成的变化的研究,认为农村工业化是影响不同地区精英结构和关系变化差异的重要原因,改革以来农村社区精英的变动,既有新精英对旧精英的替代,又有旧精英集团内部的差异和转换。

　　陈光金对私营业主这一经济精英群体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国私营企业主作为一个社会精英阶层而发生发展的机制,经历了从以循环为主到以复制为主的变化。

　　针对中国的特殊国情,宋时歌提出了“干部权力转换延迟理论”,认为由于干部权力的连续性这种中国改革进程的独特现象,“精英再生”将是主要潮流,而“精英循坏”则是属于一个特殊的时期的现象。

　　这个特殊时期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改革早期的干部权力向市场转换过程中一个短暂的延迟期而造成的干部权力真空,随着这个延迟期的结束,新兴的经济精英将越来越多地来自干部群体。

　　此外,还有很多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对中国农村精英的循环模式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戴建生以著名的江村为个案进行研究,发现随着村庄工业化的进程,村庄精英流动以再生转为以循环为主导,村庄精英地位的获得与维系由组织化过渡到经营化。

　　邓玮认为中国乡村精英表现为从“血统原则”转向“成就原则”、从国家选择趋向社会选择、从一元模式趋向多元路径的流动模式等。

　　可见,中国学者的研究,已经跳出了西方学者对“循环论”和“再生论”的争论框架,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结合实证研究资料,从多方面入手进行研究,建立了更加全面的理论系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西方研究的不足,实现了中国农村精英研究的本土化。

　　二、对中国乡村精英结构的研究

　　随着乡村精英的多元化,乡村精英的构成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王汉生在将中国农村精英划分为党政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的基础上,根据社区工业化方式和水平,把农村社区划分为低工业化――低集体化、低集体化――高工业化、高工业化――高集体化几种类型。

　　陈光金依据不同农村精英在不同资本上的相对优势,把农村精英也划分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

　　在此基础上,陈光金把当前中国农村社区的精英结构划分为金字塔型(一个权力中心)、宗派型(两个权力中心)、联合型(多个权力中心)和不规则型(无中心)四种类型。

　　贺雪峰把中国农村精英分为传统型精英和现代型精英。

　　所谓传统型精英指那些以名望、地位、特定文化中的位置乃至明确的自我意识为前提而形成的精英,所谓现代型精英是指在市场经济中脱颖而出的经济能人。

　　此外,金太军把农村社区精英分为掌握正式资源的体制内精英和掌握非正式资源的体制外精英。

　　体制内精英主要是指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体制外精英主要是指宗族精英、宗派势力、宗教精英和经济乡绅(经济精英)。

　　周沛按照马克斯韦伯对权威的分类方法,把农村社区的权威结构划分为法理型、传统型和魅力型三种,法理型权威主要指村干部,传统型权威主要指家族族长,而魅力型权威主要指经济能人。

　　三、对乡村精英其他方面的研究

　　除了对乡村精英流动模式和精英结构这两大领域的研究外,很多学者还对乡村精英的角色和地位以及其在乡村发展中的作用展开了讨论。

　　如王思斌通过对村干部的研究提出了“边际人”的理论,指出村干部处于行政管理系统和村民自治系统的边际位置,这种边际地位及由它决定的职能行为对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系统产生影响。

　　仝志辉认为精英在动员普通村民投票时对其与普通村民的社会关联的利用与放大,是形成村民高度选举参与的重要因素。

　　此外,还有很多学者从各个方面关注乡村精英对推动乡村民主建设、乡村经济发展、乡村文化建设的影响。

　　如有关“城归”精英参与村政利弊的研究、“回归”精英参与村庄权力竞争的研究、农村非治理精英对农村社区发展的作用以及局限性方面的研究等。

　　综上所述,学界对中国农村精英的研究基本都将范围集中于乡村社区内部,采用社会流动、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分层等范式,对乡村精英的流动模式、结构组成及角色地位等方面进行研究,而忽视了乡村精英与外界的互动及其影响,特别是在城市化浪潮下,很多农村精英走出乡村,到城市就业、定居的现象。

　　在目前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农村精英的社会流动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迫切需求各方学者走出对乡村精英内循环研究的局限,而关注其跨区域的流动,以期为乡村精英及广大农民寻找一条成功的城市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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