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波马出土的虎柄金杯中的拜占廷因素文化论文

时间：2020-11-07 19:15:31 文化毕业论文我要投稿

　　1997年10月新疆伊黎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县波马74团出土了一批工艺精湛的金器。[1]发掘简报的作者安英新研究员将出土的金器同临近地区的考古材料进行比较之后，推测这批文物的时代不晚于公元6-7世纪，既北朝到唐初的时代。关于这批金器的主人，作者这样写道：“公元6世纪前后，特克斯河流域地区是西突厥的重要居地和政治中心，西突厥的汗庭即在这一地区。这批重要的，高规格金银器的出土，无疑对西突厥汗庭所在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有极大帮助。”

新疆波马出土的虎柄金杯中的拜占廷因素文化论文

　　在这批极可能同突厥上层人物有关的金器中，有一件镶嵌红玛瑙的虎柄金杯格外引人注目。考古简报中这样描述它的造型和工艺，“金质，通高16、口径8.8、腹径10.5、底径7厘米,重725克。器身因受挤压而变形，敛口，外卷沿，鼓腹，平底，虎形柄。器身内外通体模压出菱格，每格内焊接宝石座，内镶嵌椭圆形红色玛瑙。玛瑙弧面，磨光，部分已脱落佚失。口沿外卷后与器身焊接，然后切出一周小长方形凹槽，内嵌宝石，但基本已佚失，其下点焊一周金珠点饰。虎形柄焊接在口沿下至中腹部，虎头宽而圆，两耳竖立，四肢雄健，腰身细长，虎尾下垂，通体錾刻虎斑纹，形象生动。器底为凸起的同心圆纹，中心锤出八瓣花纹。”

　　考古简报中简略地提到，这件金杯的虎柄形式也见于1982年南俄罗斯出土的1-2世纪的银器上（RostovVysochinoKurgan28CacheII），在一些陶器上也见有这类柄饰。但是，作者没有详细说明，也没有将这件金杯作为墓葬断代的依据。为此，本文拟对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希望论证这件突厥金杯的虎柄造型同4至5世纪的拜占廷银器艺术存在着可能的联系。

　　突厥人喜爱饮酒，早期突厥的十等官号中，有两种就是用酒及酒器命名的。[2]从形制来看，这件虎柄金杯同南西伯利亚图瓦地区突厥石人雕像上的杯子近似，因此很可能是一件酒器。酒器同虎柄配合，令我们联想到在罗马的艺术传统中，虎，豹这类大型猫科动物的形象同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us）的密切的关系。在希腊神话中，狄奥尼索斯是宙斯和塞墨勒（Semele）之子，长大后被神后赫拉变成疯子，由他的教师西勒诺斯（Silenus）和一大群山羊神（Satyrs）和女祭司（Maenades）陪伴，周游世界，在埃及和印度建功立业。[3]后来，他在希腊建立了对他的崇拜,成为葡萄酒神，奥林帕斯十二主神之一。酒神的坐骑就是虎或者豹，因此，在有关酒神的希腊和罗马艺术中，虎豹成了不可缺少的角色，并且常被塑造成趴在酒坛旁边啜饮的样子[4]。在维也纳保存着一件11或12世纪的拜占廷手稿，其中的插画就描绘了酒神的女祭司和趴在酒罐边贪婪饮酒的豹，由于这是一件伪造公元2世纪的希腊诗人奥本（Oppian）作品的伪书,我们可以推断书中的图画仿效的是公元2世纪的图样。[5]可能正是酒神坐骑的身份将这类动物同酒器连在了一起，公元1-2世纪的罗马酒器上出现了虎豹形把手，它的头紧贴着容器的口沿，如同绘画中一样急着饮取其中的酒浆。

　　同一时期，酒神题材连同虎豹造型的手柄被安息艺术（theParthianEmpire，247BC-226AD）所接受。大英博物馆（theBritishMuseum）的藏品中有一件公元3世纪初的安息银盘，描绘了酒神坐在车上，由女祭司们引领着胜利出征的场景，整个画面的布局都同罗马艺术中的酒神场景极为接近。值得注意的是，这件银盘的底部描绘了一只正在饮酒的虎或豹，同样，在安息时代的酒器中，也出现了虎豹造型的手柄，在敦巴顿橡树园图书馆收藏的一件4世纪的拜占廷酒神小雕像中，我们可以发现与之极为接近的虎豹造型。

　　酒神题材在萨珊时代（theSassanidEmpire，226-651AD）的伊朗继续受到欢迎，尽管它可能已经演变成了纯粹的艺术图案，不一定同酒神崇拜相关。[6][vii]华盛顿弗雷尔艺术馆（theFreerGallaeryofArtinWashington）藏有一件萨珊银瓶，反映了典型的萨珊式酒神图象。在这三幅连续的图象中，描绘了两只虎或豹，一只被酒神牵着缰绳，侧身趴在棕榈树的树干上，另一只由女祭司引领，也是侧身趴在酒瓶上。它们的大小和造型相似，同安息时代的图象相比，呈现一种程式化的倾向。同样，萨珊时代的虎柄造型也出现了这种倾向，从一件由罗马私人收藏品的萨珊酒具[7]中可以看出，虎或豹的身体造型趋向细长，同安息时期的虎豹形象相比，变得抽象了许多。

　　让我们回过头看看波马的虎柄金杯，虎的造型同萨珊酒具中的虎柄颇多相似之处：程式化的细腰和花纹，虎脚的刻画不甚精细，同底座融为一体。那麽，波马的虎柄金杯有无可能是来自萨珊伊朗的泊来品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首先，波马金杯上的菱形图案似乎不见于萨珊金银器中，倒是同在阿尔巴尼亚的阿哇尔早期墓葬中出土的拜占廷银器的图案接近。此外，在器物上镶嵌红宝石是典型的草原民族的工艺，在前伊斯兰时代，镶嵌红宝石的刀剑，器具和饰物流行于欧亚大陆北部游牧民族的活动地区。波马古墓中的出土物几乎都镶嵌了红宝石，而且以金器为主，恰好符合突厥人崇尚黄金的传统，相反，萨珊器物多为银制，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波马的虎柄金杯是本地生产的。那麽，金杯上的虎柄是否是突厥工匠模仿萨珊银器的作品呢？我们更倾向于否定的答案，这种判断首先是基于波马的虎柄在器身上的位置。虎柄被焊接在口沿下方至器物的中腹部，从整体来看，虎柄的形制同器身的比例不太协调，似乎不是为配合金杯而制作的。相反，从安息银器到萨珊银器，虎豹手柄的大小都同器身比例协调，特别是在萨珊的器物中，虎豹手柄呈现固定化的姿势：前脚和头紧贴口沿，做饮酒状。这种造型一直持续到伊斯兰时代，而且越来越固定和抽象化。由此，我们可以推测，波马金杯中的虎柄有可能是作为单独的动物雕像制作的。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公元4至六世纪虎豹雕像在拜占廷的发展，会发现波马金杯的虎柄造型更可能同拜占廷艺术有关。小型的虎和豹的雕像早在罗马帝国时代已经出现。但是，到了拜占廷时期（395-1453），信仰基督教的人越来越多，最终成为全民信仰。酒神崇拜成为异教的风俗，最终消失了。也许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虎豹形象同酒神题材脱离，更广泛地应用于其他器皿。敦巴顿橡树园图书馆的藏品中有一件编年为7世纪，来自埃及的金手镯，由两只侧身的豹型雕像构成，豹身是用金片捶揲而成，上面密布着细小的圆点，它的意匠同前面提到的萨珊银器中的程式化的虎豹造型颇为近似。类似的虎豹形饰物在同一时期的埃及多有发现，有一件是铜栓[8]，另一件是烛台，底座由三只跃起的狮子雕像构成，狮头侧转，前爪趴在底座中心的灯柱上，这件烛台的年代被确定为7世纪，显然，这样的虎豹造型在5-7世纪流行于拜占廷帝国的境内。

　　与此同时，带有虎豹造型手柄的金银酒器继续在拜占廷帝国境内出现，但是，不同于罗马时代的是，人们喜欢将这类手柄作为珍贵物品单独收藏，1914-1919年在苏格兰特普雷恩（Traprain）出土了窖藏珍宝，根据其中的罗马银币确定了这处窖藏的埋藏时间为5世纪初。窖藏物全部是银器，其中包括了两只银制的豹形雕像，它们的造型基本相同，但是花纹有些差别，根据研究者的观察，它们应该分别是两个银制器皿的手柄。[9]此外，1992年在英国发现的胡瑟窖藏（theHoxneHoard）中，再一次出土了银铸的虎形小雕像），同特普雷恩的豹形雕像相比，它的工艺更加精湛，全身錾刻虎纹，纹内添嵌乌银（niello），据考察报告分析，这件虎形雕像是大型银器的手柄，由于它的造型是一只雌虎，很可能同一只雄虎雕像相配，共同构成银器的双柄。[10]胡瑟窖藏的埋藏时间也是5世纪初期，包括14000多枚罗马金银币和200多件金银器。不同于特普雷恩窖藏的是，胡瑟窖藏保存完好，出土物完整如新，不象特普雷恩那样有多处受破坏的痕迹，这证明埋藏者并不是在匆忙之中埋下了这批珍宝，而是经过精心准备的。这更说明了当时的人们有将虎豹手柄单独收藏的习惯。

　　那麽，拜占廷的虎豹形手柄有没有可能向东流传，进入西突厥的汗廷呢？我们是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的。公元6世纪中叶西突厥帝国兴起之后，第一代可汗室点密就派出了以粟特人摩尼亚赫为首的使节团前往拜占廷。从568年到576年，至少有5个拜占廷使团来到西突厥的汗廷，这些使团回国时又有相当数量的突厥使节随行至君士坦丁堡。因此，当拜占廷使节瓦伦丁（Valentinus）于576年从君士坦丁堡启程时，共有106个突厥人随行回国。[11][xii]此外，同一时期，西突厥以讨伐阿哇尔人为由不断向拜占廷的东部边界拓展，当瓦伦丁在西突厥汗廷的时候，西突厥的军队向西一直攻入克里木半岛的南部。[12]在这样的背景下，拜占廷的银器有可能作为外交礼物或战争的掠夺品被带入西突厥汗国。

　　另一方面，考古发现也为上述的推测提供了一些证据。1990年苏斯比拍卖行公布了一批被称为塞索宝藏的（theSeusoTreasure，共14件）罗马银器，其中的一件银盘带有铭文，证明它的`主人名为塞索，极可能是住在潘诺尼亚省（Pannonia）的凯尔特族的罗马将军，银盘的制作时间大约是公元5世纪初。在塞索宝藏中，有一件大型银罐（amphora），通体捶揲希腊罗马神话题材的浮雕，带有两个豹形手柄。豹子的头侧转，前爪趴在罐沿之上，后爪立于罐的肩部，其中一只的颈部还带有银链，连接着罐口上的塞子。[13]这两只豹形手柄的造型和意匠同特普雷恩和胡瑟的虎豹手柄一致。有趣的是，它们都同银罐脱离，根据牛津大学的罗马银器专家M·曼戈和曾担任大英博物馆希腊罗马文物部主保管员的潘特的研究，和塞索银罐相仿的罗马银器至少有两件。一件出自罗马尼亚的康塞斯提（Conceti，Romania），现存俄国国立艾米塔什博物馆（theStateHermitageMuseum），银罐的形制同塞索银罐完全一致，两只手柄也已经同银罐分离，只是手柄不是虎豹造型，而是希腊神话中的马人（centaur）雕像。[14]另一件是银罐的残片，来自罗马尼亚的Tauteni-bihor，残片上的浮雕表明银罐的形制很可能属同一类型。总之，这种类型的银罐出自地中海东部，特别是拜占廷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工场中。[15]

　　我们不清楚塞索宝藏的最后收藏地，但是，银盘上的铭文表明，潘诺尼亚曾是它们旅程中的一站。潘诺尼亚是罗马在多瑙河中下游设置的行省，5世纪中叶，这一地区先被阿提拉的匈奴帝国控制（434-453），然后成为东歌特王国的一部分。带有豹形把手的银罐有没有可能从潘诺尼亚流向东方的匈人和东歌特人手中呢？至于出自罗马尼亚的两件银罐，它们的主人最有可能是5世纪是活跃于多瑙河中下游的匈人（theHuns）或阿兰人[16]。

　　拜占廷派往阿提拉的匈奴帝国的使节帕尼提斯（PriscusPanites）提到，帝国送给匈奴人许多男用和女用的礼物，其中就包括银罐。带有虎豹手柄的银器很可能受到来自东方的游牧民族的喜爱，而罗马人喜爱将手柄单独收藏的习惯也很可能随之东传，向游牧民族展示了一种新的意匠。一件同样来自罗马尼亚的金饰物（1797年出土于SimleuSilvanici，窖藏）为我们提供了比较有力的证据。这件金饰物是用金环串联成的长链条，上面缀满各式小饰物，与内蒙古达茂旗出土的西晋五兵佩有异曲同工之处。[17]金链中间的坠饰是一颗大宝珠，由两个交叉成十字型的金环托着，同金链连在一起。金环上两只豹形雕像侧身对立，前爪趴在金环同金链连接处的扣结之上。这两只豹形雕像的大小虽然无法同前述金银器上的虎豹手柄相比，但是造型和意匠却极为一致。SimleuSilvanici窖藏中出土了十多件拜占廷风格的圆雕饰，由此可以确定它的埋藏时间为5世纪。窖藏的主人是从多瑙河流域迁来同匈奴人有关的蛮族部落的首领，当时，他们作为拜占廷帝国的军事附庸统治着当地的达西亚人（theDacian）。这两件对称的豹形小雕像很可能是本地工匠受拜占廷的虎豹雕像启发制成的。[18]

　　匈奴人拥有喜爱虎豹这类猛兽的传统。在中国北方出土的匈奴族金银饰物中，虎的形象倍受重视。如新疆阿拉沟的八块圆形金饰和四条金饰带都以虎纹为主题，虎的凶猛得到突出的体现。[19]于突厥族，《北史·突厥传》开篇就写道：“突厥者，其先居西海之右，独为部落，盖匈奴之别种也。而在鄂尔浑河畔发现的突厥阙特勤碑（732年竖立）中，提到一个名叫barsbg的部落首领，阙特勤授予他可汗称号，并将妹妹嫁给他。Bars的原义是豹，是很早时期来自伊兰语的一个借词，在突厥语中它的词义扩大，也用来指称虎等大型的猫科动物。[20]]突厥贵族以虎豹为名，说明重视虎豹的传统继续在突厥民族中流传，很可能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来自拜占廷的虎豹雕像被突厥贵族接受，并进而应用到本民族的器物之中。

　　从文献记载来看,突厥社会中有专门的金银器制造业，吐鲁番阿斯塔那307号墓中出土了高昌国接待外国客使的“供食文书”，提到突厥贪汗可汗的“金师”莫畔陀曾出使高昌。[21][xxii]高昌供食文书中将外来客使分成待遇不同的下、中、上三等。“金师”莫畔陀的供食等级为上等。可见他在突厥社会中的社会地位较高，这也表明金银器制造业在突厥社会中的重要性。[22]圣历元年（678），默啜指责武后给他的“金银器皆行滥，非真物”，反映出突厥贵族对金银器有较高的鉴赏力，这进一步说明突厥工匠很可能有能力仿制拜占庭银器的部件。[23]

　　总之，我们的结论是波马金杯上的虎柄很可能是仿照拜占廷银器上的虎豹手柄制作的，同时，当酒神崇拜在基督教帝国的拜占廷湮没之时，我们却看到虎豹手柄在一个新的文化环境中又同酒器联系起来。丹尼斯·塞诺曾经这样评价突厥帝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突厥帝国将拜占廷，伊朗，印度和中国这四大文明联系起来，这个民族不单单是东西方物质和精神文明交流的载体，而且将不同文明的因素融汇，再染上突厥文化的色彩。这种影响也许不是那麽持久，不过，正是通过突厥人，外来文明更深入的渗透到了欧亚内陆。”[24]波马的虎柄金杯再一次向我们揭示了突厥民族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独特成就。

　　1安英新：《新疆伊黎昭苏县古墓葬出土金银器等珍贵文物》，《文物》1999年第9期，4-14页。

　　[2]蔡鸿生著：《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版，190-191页。

　　[3]参见，王晓朝：《希腊宗教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00-105页。TheOxfordClassicsDictionary，478-482.

　　[4]这类虎豹形象的造型基本一致，区别仅仅在于身体上的花纹。虎纹是条状的，豹蚊是斑点状的。

　　[5]RichardEttinghausen,FromByzantiumtoSasanianIranandtheIslamicWorld:ThreeModesofArtisticInfluence,(Leiden:Brill1972),pp.2-8.fig.5.

　　[6]Ettinghausen，前揭书。

　　[7]Ettinghausen,fig.28.Seealso,UmbertoScerrato,“BroccaBronzeairanicaconansazoomorfainunacollezioneprivataaRoma,”ArteOrientaleinItalia,(Roma1971)vol.1,pp.61-75,especiallyfig.3.

　　[8]MarvinC.Ross,CatalogueoftheByzantineandEarlyMedievalAntiquitiesintheDumbartonOaksCollection,(WashingtonD.C.1965)vol.2,p.47.

　　[9]AlexanderO.CurleandF.S.A.Scot.,TheTreasureofTraprain,AScottishHoardofRomanSilverPlate,(Glasgow,1922),pp.1-5,79-80.

　　[10]RogerBlandandCatherineJohns,TheHoxneTreasure,AnIllustratedIntroduction,(TrusteesoftheBritishMuseum,1993),p.24.

　　[11]沙畹著，冯承均汉译：《西突厥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212-213页。

　　[12]沙畹，前揭书。

　　[13]KennethPainter,“TheSeusoTreasure”,Minerva,(London),April1990;MarliaMundellMango,“DerSeuso-Schatzfund:einEnsemblewestlichenundstilichenKunstschaffens”,AntikeWelt,vol.21,Jahrgang,1990;MarliaMundellMangoandAnnaBennett,“TheSeusoTreasure:Methodsofmanufactureandscientificanalyses(partone)”,JournalofRomanArchaeologySupplementarySeries,(AnnArbor,MI,1994),no.12,p.195,205-206,238-239.

　　[14]LeonidMatzulewitsch,ByzantinischeAntike:StudienaufgrundderSilbergafssederErmitage”,(Berlin,1929),pp.131-132:J.P.C.KentandK.S.Paintered.,TheWealthoftheRomanWorld,GoldandSilver,AD300-700,(London,1977),p.297.

　　[15]SeverDumitrascu,TheTreasurteofTauteni-Bihor,(Oradea,1973),116-118.

　　[16]同注15。

　　[17]孙机著：《中国圣火》，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108页，图一。

　　[18]RaduFlorescuandIonMiclea,TezaureTransilvane:laKunsthistorischesMuseumdinViena,(Bucuresti,EdituraMeridiane,1979),92-95.

　　[19]齐东方著：《唐代金银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234-235页，图版2-43，44。

　　[20]芮传明著：《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251页，注26。

　　[21]《吐鲁番出土文书》，第3册，《高昌令狐等传供食帐》

　　[22]余太山主编《西域文化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6，206－207页。

　　[23][转引自孙机《中国圣火》，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169页。

　　[24]DenisSinor,“TheHistoricalRoleofTheTurkEmpire”,TheMongolsandMedievalEurope(London,VariorumReprints,1992),VII,pp.427-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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