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道论的过程性特征及其文化影响的论文
道论是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从其关于宇宙生成演化的过程描述、对“反者道之动”及“周行而不殆”等几个重要命题的探讨，以及对“有无相生”的“道”的存在形式的分析，可以发现，老子是从过程性的角度来论述关于宇宙生成及运动变化规律的。这凸显出老子之“道”的超越性、内在性、普遍性和永恒性。老子道论的过程性思想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内圣外王”人生理想的开启、对中国人超越性人格的塑造、对中国历史上君主政治的发展等具有重要影响，对于当今社会中人们反思生活、和谐身心以及促进民生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老子；道；过程性
［中图分类号］b22［文献标志码］a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提出过著名的“轴心时代”说：公元前500年左右，在中国、古印度、阿拉伯和古希腊，思想异常活跃，具有原创性的学说和各种思潮纷纷兴起，形成了人类文明史上一个辉煌灿烂的“轴心时代”，为之后的人类历史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文化资源。当时的中国正值“百家争鸣”时期，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学派，老子哲学的核心思想集中体现在其道论中。国内外许多学者对老子的哲学思想做过研究，论题多集中在老子与中国传统文化、道家与儒学和佛学的比较研究、《道德经》的文献学研究等方面。本文将从老子对宇宙生成演化过程的描述、道论若干重要命题和道的存在形式三方面来探讨道论的过程性思想，阐释老子道论的形而上学特征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以期为老子道论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考点。
一、从老子关于宇宙生成演化过程的论述来看“道”的过程性《老子》一书中共出现“道”字73处，可见“道”在老子哲学中的重要地位。可以说，“道”是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概念，其整个思想体系都是围绕着“道”来展开的。正确理解和把握老子的思想，不能仅从宇宙本源的意义上来理解“道”的含义，重要的是应将“道”理解为一个过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握“道”对于宇宙万物的作用及对社会人生的意义。
首先，老子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最初本源，万物均为“道”所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一章），“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老子》第五十一章）。老子把“道生万物”看做一个逐渐展开的过程。这一过程被具体化为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道”是宇宙本源、万物始基，具有一种独特的超越性，它先于任何东西而存在且没有时空的限制，作为万物之宗的“道”是永恒存在的，它是万物生成、发展的依据。其次，作为本体之“道”是万物存在的根据，它并不是离开万物而独自存在的'，而是内在于万物并作为万物之所以“是”的原因和根据而存在于各具体事物之中。“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老子》第三十九章）詹剑峰把道与万物的关系归纳为“道物不二”：“所谓道物不二，即道不离物，物不离道，故道之于物，犹水之于波。盖老子认为宇宙乃运动不息的水流，流水在下，众波在上，每一波纹皆流水的表现，而流水亦不在众波之外。”［1］“道”是万物存在的依据，而万物又是体现“道”的载体。“道”在万物生死相继中“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老子》第六章）。“道”具有无穷尽的生命力，宇宙万物不断地生长而又复归于“道”，继而又开始新的生成、变化、衰亡，整个宇宙最终表现为无尽的生成过程。
二、从老子道论的几个重要命题来看“道”的过程性老子提出了一系列具有辩证思维的重要命题，如“反者道之动”（《老子》第四十章），“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老子》第二十五章），“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老子》第十六章）。在老子的命题里，万物的生成变化从“道”始就意味着“道”是一个不断运动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不是单向的直线式的运动，而是表现为循环往复、永不停息的过程。就“反者道之动”来讲，“反”突出的是道体周而复始且循环往复的外在运动形式，是万物运动变化的原因和动力，“道之动”被归纳为一种返本复初的回复运动。天地万物从“道”体那里得到形质，并同时被赋予运动变化之本性。这种关系在老子那里被看做是一个不断流动变化的过程和循环结构。老子敏锐地看到，事物及其
盾总是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道”体本身就包含着阴阳二极。结合《老子》第十六章和第二十五章的论述，我们对有关“道”体的过程性思想会有更为清楚的认识。
老子把“道”的运动过程性概括描述为“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老子》第十四章）、“周行而不殆”（《老子》第二十五章），而过程的终点是要“复归于无物”（《老子》第十四章），“复归于朴”、“复归于无极”（《老子》二十八章）等。“尽管从表面上看老子的这些回归目标各不相同，但其精神实质是一样的，即‘道之动’最终将回归于一切事物所由发生的‘根’、一切存在及其运动变化的根源，也就是返回到事物发生的初始状态。”［2］（p177）万物遵循“道”而运动，运动的方向是要回归本源。一方面，万物来源于“道”并体现“道”，万物因为体现“道”而具有了互通的共性；另一方面，物之“道”性并不是“道”的全部，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老子将这种关系比喻为母子关系：“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老子》第五十二章）对于万物来讲，向着本源的重复回归实际上是一种复命的过程，也是它们的最终归宿。
老子的道论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思维。中国哲学所讲的本体或本根，在老子那里就是“道”，它是天地万物形成和变化的根本依据，归纳起来“道”具有四大特性，即超越性、内在性、普遍性、永恒性。“道”是老子对宇宙万物进行抽象思维后的最终产物，是对宇宙万物运行变化的共同本质和一般规律进行思辨后的概括。作为形而上的本体，“道”在形态方面是观念性的存在，这样的存在突破了时空的局限，具有超越性。“道”是内在于万物之中的，不能独立于万物而存在，这是其内在性的体现。另外，“道”并非仅局限在部分事物或事物的一部分之中，而是存在于天地万物及其发展过程之始末，所以必然具有普遍意义。因为老子的“道”是“常道”或“恒道”，更是“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道”，是作为天地万物之所以然的根本依据和永恒存在之“道”，不会随着具体事物的消灭而消亡。正是这些特性使得“道”在中国古代众多哲学概念中脱颖而出，具有了形而上之本体意义。
三、从“道”的存在形式来看“道”的过程性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第一章）在这里，“道”表现为两种存在状态：“有”和“无”。“有”相对于“无”来说，指的是具体的宇宙万物的生成过程，它有形有状，具体而实在；“无”是指在宇宙万物的生成过程中无以名状的混沌状态。老子认为本体之“道”同时具备“有”和“无”两个基本属性。“有”表明“道”的实存性，形而上之“道”蕴涵着无限的生机；“无”表明“道”作为本体的无限性和超越的形上性。但“有”和“无”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属性，而是因观察视角不同而呈现出来的不同的存在形态，二者应该是相反相成的，所谓“同出而异名”，“有无相生”。“道”实际上就是“有”“无”相互转化的过程。“对于体道主体来说，对‘有’和‘无’的把握与提升也是透过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而体察其总体运化规律、进而达到与道合一境界的关键环节。”［3］
”观念所展开的讨论按其争论倾向主要有两种，即“贵无论”和“崇有论”。二者共同的特征在于将“道”的一体两面分开讨论，片面地强调“无”或者“有”，而未能认识到可以通过把握永恒的“无”以观察万物的内在奥妙，通过把握永恒的“有”以观察万物存在的形态，“无”与“有”同出于“道”体，都是形而上的，“玄之又玄”。冯友兰先生在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中认为老子的“有”和“无”分别是“道”的两个方面，“有”是“道”之用，“无”是“道”之体。“道乃万物所以生之原理，与天地万物之为事物者不同。事物可名曰有；道非事物，只可谓为无。然道能生天地万物，故又可称为有。故道兼有无而言；无言其体，有言其用。……有无同出于道，盖即道之两方面也”［4］。老子本人认为“道”是运动变化的，必须从运动变化中认识把握其自身的存在形式和“有”与“无”的具体关系。在老子看来，“有”与“无”的统一并不是绝对静止的统一，而是在“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周行而不殆”的否定性运动过程中达到统一。正所谓“有无相生”，“道”因“有”与“无”的相互生成、相互转化而获得自身的生命力，并
且在“有”与“无”的统一中体现出自身的存在和作用。
可以说，在老子的道论当中，“道”既是“有”，也是“无”，“有”和“无”都是“道”的别名。“道”自身所具有的非静止和循环运动特性决定了它不会停留在形而上的领域，而必须作用于现实的具体事物，并且在不断的运动当中显现本体。在老子那里，“有”与“无”是“道”的一体两面，用来回答和解释关于世界的存在问题，他们在老子道论学说当中是处在平等的位置上，或者说“有”与“无”是以对立统一的方式内在于“道”的运动变化之中。
四、老子道论的文化影响
老子无疑是中国哲学史上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作为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的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建构了完善的思想体系，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观念，对其他学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道论旨在给我们勾勒人与万物、人与自然、人与世界一源同体共存共生的状态，开创了中国古代本体论思想的先河，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确立与发展有重要影响。
首先，老子的过程性道论思想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开启了“内圣外王”的最高人生理想。第一，传达“内圣外王”之道。老子说：“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涤除玄鉴，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为乎？”（《老子》第十章）此处的“爱民治国”即是“外王”之道，真正的“圣君”应在施政过程中推行“无为”之政，通过“无为之治”来消解统治者的专权和滥权，给予百姓更多的活动空间，最终达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五十七章）的目的。而“载营魄抱一”对应的正是“内圣”之道。第二，勾勒“内圣外王”主题框架。“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老子》第五十四章）可以说这种由修身开始层层递进直至“修之于天下”的过程，就是由“内圣”到“外王”的发展路径，也是儒家所提倡的“修齐治平”的主要内容。因此，有人推测，人们原来认为“修齐治平”源于儒家，实是一种误解。如庄万寿教授说：“一般以为是儒家之说，而视为当然。可是在《论语》却找不到这样由修身到平天下的架构，倒是出现于老子。”［5］
其次，老子强调过程性的道论思想给我们描绘了“一种自我体验、自我修养所达到的心灵境界，也是主体的自觉追求和实践所达到的超越境界”［2］（p277），这种境界追求对中国人的人格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荀子曾批评老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这种批评实际上是坚持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立场而忽视了老子道论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于过程之中提升个人内在的精神境界。老子的道论是人的精神和生活实践所应依从的最高原则，从整体上呈现出对改变人类生存状态和为民寻求福祉的终极关怀。从道论出发，老子要求我们要“玄同于道”，即遵从、师法“道”的本质特性“无为”，具体到个人之发展过程就是要做到恬淡寡欲、清静质朴、纯任自然。老子在《道德经》中多次强调抵制感官刺激和物质欲望，抵制身外之物、克制内在欲望的重要性，指出：“名于身孰亲？身于货孰多？得于亡孰病？”（《老子》第四十四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第十二章）受此影响，魏晋时期甚至出现了“魏晋风骨”现象。“道”的过程性的纯任自然表现在个人的具体生活当中，就是要虚怀若谷、与人为善，“人皆取先，已独取后”、“未尝先人而常随人”（《庄子·天下》）。可见老子所崇尚的是“不争之德”。但因历史上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老子的思想成了消极避世的代名词。而实际上“道法自然，无为而作，道的法则既然是客观自然的，非意识的，非目的的，因而也就具有了非功利的品格，作而弗始，为而不恃，成功弗居；正因为自然无为，自我主宰，主宰一切，因而于自然而言，毫无先验的动机，更无功利的目的，却能不断地获得成功，永恒地建树着功业”［6］。我们说儒家学说是积极入世的，主张“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但它在指导我们争先向上的同时，没能给我们留下回旋的余地。“因而从总体上看，儒家式的人生刚性有余而韧性不足，借用荀子的术语，儒家可以说是‘有见于伸，无见于屈’，‘蔽于刚而不
知柔’”，而“道家式的人生见解可谓匠心独具，为人生提供了另一种有效的指导：一方面，它使士人君子的生命更具韧性，增强了人们自我调节以适应社会变故的能力，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主动地后退一步，庶几可获得天宽地广、如释重负的感觉。另一方面，它不失为一种获胜的手段，人们通常只知从正面争强取胜，道家则提供了从反面入手的竞争方式，往往可获得奇效，‘守弱曰强’、‘不争而善胜’、‘后其身而身先’、‘无为而无不为’”。［7］总之，老子强调过程性的道论哲学千百年来对于启迪世人以超越的态度来体察社会人生，在塑造国人的超然性格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在物质生活丰富、竞争压力巨大的当下对我们反思生活、和谐身心具有积极意义。
最后，老子道论过程性的政治意义在中国历史上和儒家思想一起成为君主政治的核心。老子认为天道是自然无为的，人道是天道在社会政治领域的落实，是对天道的效法，故而也应是自然无为的。“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要求统治者要做到少私寡欲、以民为本。这些思想在今天对于促进民生发展和社会稳定也很有启迪意义，如“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第六十章）、“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第四十九章）、“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老子》第四十六章）等。
老子是中国形而上学的至圣，其强调过程性的道论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具有启迪意义。
［参 考 文 献］
［1］ 詹剑峰。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233。
［2］ 朱晓鹏。智者的沉思：老子哲学思想研究［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177。
［3］ 何石彬。老子之“道”与“有”、“无”关系新探［j］。哲学研究，2005（7）：39。
［4］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2卷）［c］。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407。
［5］ 庄万寿。《大学》、《中庸》与黄老思想［c］//道家文化研究（第1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34。
［6］ 左孝彰。老子归真［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71—72。
［7］ 陈鼓应，白奚。老子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35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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