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国文学精神的衰退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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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世纪中国文学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出现许多新质，但问题也很明显。本文 着重分析新世纪中国文学精神衰退的表现，及表达对新世纪中国文学精神重建的期望。
关键词：文学精神 衰退 欲望叙事
在《中国文学精神总序》中，主编郭延礼将文学精神概括为：“文学精神就是以文学为载体，从中抽绎出来的有关文学的观念、思想意蕴、审美理想、人文精神、价值取向、文体风范，以及创造主体所体现的人生态度、人生追求、人格力量和艺术创造力。”①古往今来，凡属世界一流的文学作品，其中必会凝铸着某些令人刻骨铭心，为之震撼的价值取向与精神境界。进入新世纪以来，作家的价值立场和文化认同，较之此前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显然有所后退。虽仍有少数作家坚持崇高文学精神，但总体呈世俗庸常态度，文学精神倾向衰弱。具体表现在：
1.文体强化思想弱化
近七、八年长篇小说的数量居高不下，但质量高的小说极少，与中国作家创作经典的情结挥之不去有关，渐渐地从精神层面滑向对小说文体的寄托与期待，构成文体上的写作压力。这种焦虑可能导致写作的变形，不断在文体上变化形式感，使得长篇小说文体的发展和叙事的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这种文体压力也使得长篇小说在文体策略上更讲究技术层面的修辞方法，而小说其他因素被冲淡。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刘震云《故乡面和花朵》、韩少功《马桥词典》到近年来的《暗示》，李洱《遗忘》、《花腔》，莫言的《檀香型》、《生死疲劳》，阎连科《日光流年》、《受活》等，都显示出强烈的文体意识，接二连三地给我们的阅读造成震撼和挑战，并且使现有的文学批评显现出解读和阐释上的尴尬与窘态。批评界试图用“跨文体写作”、“先锋性”来赋予它们新的文学名词，包括对小说范畴的界定也产生了质疑。这些不像小说的小说表明，作家文体意识强化和对艺术指标的追求，会给作品带来思想性的弱化，精神性与艺术性割裂和对立。
这种本体泛化的文学本体，不仅挤兑甚至淹没和覆盖了真正的文学文体的存在，同时也在削弱、消解和“异化”文学本体所固有的价值，使得文学在世俗眼里，甚至等同于流行的大众读物。还应该看到，中国作家在形式感的追求上，对西方小说技术有一定的依附及回归传统的迫切。技术的过于张扬、文体的创新与革命，必然带来小说形态的变形与失衡，造成审美价值的偏向和文学高度的下滑。
2.政治理想的丧失 理想主义转向感性主义
当下文学失去了政治理想，这样说可能有些冒险。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历来难以理清，争论永无结果，但不应该忘记，文学终究属于意识形态，自然是审美意识形态。自80年代中期以来，作为一种反拨，文学的主导倾向是以远离甚至游离政治为代价，为保持审美纯粹性的条件，然而，物极必反，现在一些作家越来越感到政治视角的缺失对文学的偏废。这里所讲的政治与为政治服务的“政治”不可同日而语，它理应是一个大概念，更侧重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的向度，既表征为权力的中心，经济关系的集中表现，同时，又是以人为核心的社会性力量的交汇要冲。政治意识总是历史地沉淀在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中，起着深层的控制作用，作为社会的人很难脱离，作为表现社会的层面往往比较敏感，对文化心理结构的层面则往往忽略，在创作上，表现出故意的回避和淡化，这无疑会损伤作品的社会历史价值，大大削弱感染力。
3.写作机制商业化带来的价值立场退却
苏珊桑塔格在《重新思考世界制度—苏珊桑塔格访谈纪要》谈到：“资本主义消费社会比专制主义统治更具有毁灭性，资本主义在很深的程度上真正改变人们的思想和行为。”②因此我们在正视消费社会到来这一事实的同时，也必须警惕消费成为新的神话而反过来谋杀生活，经济的力量之强大，影响人们的价值体系，思想的变化同样巨大。原来庇护于政治派别或文学理念大厦的文学群体，现在市场使文学独立于庇护人，也给他们带来了屈从于市场自身规律的危险，作者与读者大众及文学市场的关系，成为文学这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王朔“痞子文学”，小女人散文、电视剧爱情浪潮，追求时尚，寻找刺激，凸显着市场无所不在的指挥功能。我们可以轻易地从许多作家装腔作势的简历、自白和连篇累牍的出版中，从各种的文学消息中，从各中的评奖中，从那试图引导文坛各类小说选刊和小说选本中看到商业资本市场的无穷力量和辐射面积。
写作机制的商业化使得许多作家放弃宏大沉重的文学理想和文学精神，转而投身市场大潮，追逐物质利益，为获奖或获利而写。甚至为迎合大众趣味而低俗化，祛理想祛批判，使得其作品更加远离真正的文学，文学成为社会触角的功能大大降低，甚至包含了像丁帆说的“新世纪文学中价值立场的退却与乱象的形成”。③
4.知识分子转化为职业文人
职业文人必须顺应市场趋势，否则难有生存之道，很多职业文人就如麦考莱在一封信中对司格特的评价一样：“对金钱的渴望，使他不断牺牲作品的完美性和名声的持久性，为了满足某些需要，造成这些需要的并不是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外在环境，而是大肆挥霍和贪婪的投机事业”。④作家沦为“乞丐”，文人串场，争相露脸。也如马克思对异化的描述：“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它不是满足需要，只是满足需要的手段，这不是他自己的劳动，而是为了别人的劳动，他在劳动中不属于他自己，而属于别人。”⑤很多人利用了文学商品市场生产的.新机制，但最终像马克思笔下的个人，仅仅变成了这架机器上的一个齿轮，这样更加速了思想泡沫的生成，如浮萍一样，迅速聚集，即刻消散，蜻蜓点水，没有深刻的意义和影响，仅有的写作痕迹也变成堆堆故纸。大多数创作者所依附的都还是那些陈旧的、急需批判和清理的话语体制，所操用的抵达现实和内心的话语路径也都是俗常的、乏味的，而思想的精华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屈从于虚假和炫耀知识，或者试图通过对一些无关痛痒的细小体验的话语改造，来完成假想中的命名。以量胜质的世俗化追求，在当今很多作家都成为高产作家，这对文学是件好事，但关键是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人们不可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里使自己保持兴奋状态。尤其涉及到对人与社会的深刻思考上，没有相对静止和沉静，思想深度是不可能表现出来的。在这样的状态下如果继续创作，很显然大多数都是失败的作品。但量的积累又是功利化的需求使然。这里关涉到为什么写作的问题，即写作是工具还是思想、是审美还是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