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伤心咖啡馆之歌》中“狂欢节乌托邦”的诞生与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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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伤心咖啡馆之歌;卡森·麦卡勒斯;巴赫金;狂欢化理论
论文摘要：《伤心咖啡馆之歌》(1943)是美国南方女作家卡森·麦卡勒斯的一部中篇力作。许多评论家都把它看做表现人类“精神隔绝”的普遍生存状态的一个生动寓言，却往往忽略其颠覆现实世界的鸟托邦色彩。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为分析“咖啡馆”的地点隐喻和罗锅李蒙的形象塑造中蕴涵的狂欢精神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作品中“狂欢节鸟托邦”的诞生与死亡过程显示出文本对美国南方等级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颠覆立场。
在20世纪美国文学史上，卡森·麦卡勒斯(Carson Mc Cullers，1917—1967)是一位成就突出的现代南方女作家。其中篇小说《伤心咖啡馆之歌》自1943年问世以来一直被誉为一部扛鼎之作。作品最初于1943年8月在《哈泼斯市场》杂志发表，直到1951年被收入《伤心咖啡馆之歌：卡森·麦卡勒斯中短篇小说集》以后才引起评论界的关注。早期评论多半着眼于作品的象征意义，把南方小镇上的畸人畸恋看做人类生存状态的一种抽象隐喻，着力渲染作品如何将“爱与孤独”的主题发挥得淋漓尽致，并试图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探索作者何以将贯穿其全部作品的“精神隔绝”(spiritual isolation)主旋律推向至善至美的极致。然而，正如评论家潘西娅·里德·布劳顿所说：“多数研究仅仅强调隔绝，它们似乎都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孤独状态其实至少在一段时期里被打破。”的确，多数评论家都把《伤心咖啡馆之歌》看做表现人类“精神隔绝”的普遍生存状态的一个生动寓言，却往往忽略这部小说颠覆现实世界的乌托邦色彩。本文将从“咖啡馆”的地点隐喻和罗锅李蒙的形象分析入手，运用巴赫金的狂欢化(carnivalization)理论所提供的视角考察狂欢精神(carnival spirit)在作品的体现，勾勒出“狂欢节乌托邦”(Carnivalesque Utopia)的诞生与死亡过程，从而揭示文本对美国南方等级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颠覆立场。
1.“咖啡馆”地点隐喻：“狂欢节乌托邦”的诞生
《伤心咖啡馆之歌》这部小说围绕沉闷的南方小镇上两男一女之间的三角畸恋关系展开叙事。个性和外表颇为男性化的爱密利亚小姐是小镇上最富有的女人，为人冷漠刻薄。几年前，镇上的恶棍青年马文·马西曾经迷恋上了爱密利亚并决心为了她痛改前非。不料，他在婚后10天内备受冷落的屈辱并最终被赶出家门，不久便因谋杀和抢劫罪坐牢。一天傍晚，丑陋的罗锅李蒙来到爱密利亚的杂货铺，自称表兄与之攀亲，却意外地被爱密利亚收留。从此小镇的生活发生了变化：爱密利亚为了取悦李蒙表兄，将杂货铺改成了咖啡馆，小镇居民们于是有了聚会娱乐的场所。直到6年以后，李蒙被出狱归来的马西吸引，两个人联手处处与爱密利亚作对，爱密利亚只得同马西约定日期在咖啡馆决斗。就在爱密利亚即将取胜的一刻，李蒙猛扑上来将她打倒在地。随后，马西和李蒙两个人捣毁了咖啡馆，携财物离开小镇。幻灭的爱密利亚过起了隐居生活，小镇重新恢复了原先的沉闷状态。其中，“咖啡馆”作为事件发生的主要场所，成为“狂欢节乌托邦”的诞生和发展的见证。
爱密利亚、李蒙和马西3个人分别构成了咖啡馆的发生、存在和毁灭因素。而且，叙述者将揭示咖啡馆在小镇生活中的非凡意义做了铺垫：“咖啡馆早就关闭了，可是它还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咖啡馆之所以在小镇居民的心目中长久地留下了深刻印象，不完全是因为咖啡馆为主要演员的登场和表演提供了场所，并通过人物和剧情对四周的看客间接地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它直接作用于“看客”，与其发生紧密关联，使其从边缘走向了中心。在很大程度上，咖啡馆给小镇居民的精神生活带来了重大变化。借用巴赫金的术语来说，咖啡馆就相当于“广场”(playground)的变体，成为民众“狂欢”的舞台和“狂欢化世界感受”(a carnival sense of the world)的载体。
“广场”意象在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他发现，虽然学界通常把教会铁腕统治下的中世纪看做等级秩序森严、教条僵化刻板、人性受到压抑的黑暗时期，但是中世纪的人们也还享有这种常规生活以外的狂欢广场式自由生活，后者以狂欢节的民间庆典活动为主要方式。按照巴赫金的说法，“狂欢节就其意义来说是全民性的，无所不包的，所有的人都需要加入亲呢的交际”，而广场正是“全民性的象征”。作为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民间节日狂欢的中心场地，广场“集中了一切非官方的东西，在充满官方秩序和官方意识形态的世界中仿佛享有‘治外法权’的权力，它总是为‘老百姓’所有的”。时至今日，真正的广场已经不复存在，广场只能“以扭曲改变了的形式转到诗人和艺术家的客厅、顶楼、小酒馆和饭店、现代的夜街、剧院的后台、大学的走廊、封闭学校的公共寝室、大众文学作品、报刊小品之中”。但是，广场及其诸多变体之中包含的精神内核——即民间文化对官方意识形态的颠覆性以及自由平等的对话精神——成为人类永恒的共同财富。可以说，巴赫金对“狂欢广场”的创新定义确立了民间和官方、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二元对立，这是巴赫金狂欢化思考的核心意义所在。
如夏忠宪所讲，“在巴赫金看来，文学作品中情节上一切可能出现的场所，只要能成为形形色色的人们相聚和交际的地方，诸如大街、小酒馆、澡堂、船上甲板、甚至客厅……都会增添一种狂欢广场的意味。”(2000：75)如同广场之于中世纪的狂欢民众一样，《伤心咖啡馆之歌》中的咖啡馆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给南方小镇居民带来狂欢化世界感受。想要理解所谓“狂欢化世界感受”在南方小镇特定环境下的特征，首先有必要界定狂欢感受的主体——南方小镇群体。小说中对“咖啡馆群体”的塑造散见于主要事件的叙事间隙。值得注意的是，小镇居民是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在作品里的，其中很少有成员得到正面描述，即便偶然有所提及也多半仅是一个姓名而已，其个性似乎早已融人群体之中。文本中的群体所指显然是小镇上的白人男子，并且主要以小说开篇出现在爱密利亚的廊子里的“八人代表团”为核心。叙述者指出了这8个人的相似性：他们“看上去非常相像——都穿着蓝色的工裤，大多数头发花白，每个人的脸色都很苍白，眼神也都是呆滞的、梦幻似的，”这是一群背负着沉重的生活包袱、被毫无乐趣的生活折磨得失去了生气和活力的白人男子。贫困写在他们的脸上，不断侵蚀着内心的自尊，他们时时被提醒自身的境遇，甚至连偶尔享受“奢侈品”的权利也被剥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