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驸马选尚标准的转变与政治局势的互动关系论文
一、引言
据《新唐书·诸帝公主传》、《唐会要·公主门》的记载统计可知，有唐一代，凡近三百年，共有公主212人，在这212位公主中，除去无史料可供考证者34人、出俗入道者15人和未及婚嫁及早薨者28人外，共有135位公主出降，涉及161位驸马共165桩婚姻，这是由于在135位出降公主中有22位公主曾经二嫁，4位公主3嫁，而且在161位驸马中有3位驸马曾经二尚公主之故(裴巽、杨錡、于琮)。
唐朝前期(高祖武德元年～玄宗天宝末年)共有公主93位，出降79人;唐朝中期(肃宗至德元年～宪宗元和末年)共有公主65位，出降44人;唐朝后期(穆宗长庆元年以降)共有公主54人，出降12人，笔者拟以这三个时期唐公主的驸马为研究对象来探讨唐代驸马选尚标准的转变与政治局势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唐代驸马甄选的特点
公主虽然贵为龙女，享受常人眼里无上的尊荣，但背后往往有不为人知的辛酸。这些公主们自己的婚姻大事从来不容她们置喙，她们更像是摆在棋盘上的棋子，被政治这只大手控制与摆弄着。在驸马的选择上虽然门第、族望乃至人品才貌都可能会作为参考，但那也只是在满足了政治需要后的附加值罢了。至于少有的几位公主与夫婿的关系琴瑟和调，也不过是比其他人幸运些而已。
由于公主的婚配、驸马的挑选等都出于政治形势的需要，因而考察膺选驸马标准的变化也可映射出唐王室的国运兴衰，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一)唐朝前期驸马选尚特点
这一时期驸马选尚特点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即“王妃、主婿皆取当世勋贵名臣之家，未尝尚山东旧族”。勋，军功卓著者;贵，家世显贵者;名臣，元谋功臣者。
据史料考证，武德元年至贞观末年两朝31年中岀降的37位公主有近10人因家世显赫而得尚公主，如高祖女高密公主再嫁于隋兵部尚书段文振子段纶、南昌公主下降于关中郡姓武功苏氏之后苏勖、太宗女安康公主下降独孤諶，其高祖独孤信为北魏八柱国之一等。而其余公主除了高祖女襄阳、高密、房陵，太宗女遂安、新兴、新城几位公主下降太穆皇后窦氏和太宗长孙皇后族人外，几乎全部进入勋贵名臣之家，如薛万彻本人因战功累累而降丹阳公主、清河公主嫁给与其父一同打天下的功臣宁远将军程知节(程咬金)子程处亮，而因父辈在朝为相而得尚公主者更多，如封道言、萧锐、王敬直等人。
此后的高宗、中宗、睿宗、武周、玄宗几朝，除了沿袭继续与功臣勋贵、关陇旧族联姻的传统外，与后妃外戚亲族之间的联姻较前期日益增多也是一大特点，但这一时期与窦氏、长孙氏的联姻逐渐减少直至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与高宗皇后武氏、中宗皇后韦氏以及武则天的母族杨氏为对象的新的婚姻集团。这一时期有太平等4位公主岀降武氏族人，涉及6位武姓驸马;韦氏也有韦捷等三人尚主。依陈寅恪先生之见，这就是致力于通过构建以“李武韦杨”为中心的婚姻集团来达到巩固“李武韦杨”政治集团的目的。
(二)唐朝中期驸马选尚特点
这一时期唐王朝经历安史之乱，政局动荡较大，因此驸马的甄选除了仍与外戚亲族和关陇旧族联姻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1.真公主开始和蕃。和亲一事，自古而然。在唐朝前期，纵使和亲，也大多是宗室、功臣之女，但自肃宗李亨将幼女宁国公主下降回纥英武威远可汗始，唐王室共有3位真公主和蕃，分别是德宗女咸安下降回纥武义成功可汗，宪宗女下嫁回鹘崇德可汗。在此之前仍有永安公主许嫁回鹘保义可汗，适逢可汗殁，因而未果，永安公主后于大和中为道。如果将这次未成功的和亲也算在内的话，那么唐实际上有4位真正的公主和亲。唐的衰微，由此可见。
2.于“贵戚或武臣节将之家”选婿。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各自为政，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对立且无力辖制，只能采用与藩镇子弟联姻的方式妥协和安抚，几乎可以看做是变相的和亲。同时在战乱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新兴军功贵族也以勋劳晋身成为王室新的婚配对象。
3.于士卿之家招选的附马逐渐增多。宪宗后，宦官干政日益严重，王室出于政治诉求开始于世卿之家或科举登第者结亲，宪宗曾下令宰相“于卿士家选尚文雅可居清列者”配以公主，但士卿多“辞疾不应”。
(三)唐朝晚期驸马选尚特点
穆宗以降，政局更是混乱不堪，公主记录多数都已散佚。据残存史料记载来看，这一时期继续之前的婚配特点，多于士卿之家选尚驸马，荥阳郑颢、杜佑之孙杜悰等皆由于这点而被拔擢，从而推动了唐新旧士族合流的进程。
三、驸马选尚特点的变化与政治局势的互动
(一)唐代前期驸马选尚特点的变化与政治局势的互动
唐朝初期始终贯彻着公主夫婿取自“勋贵名臣之家，未尝尚山东旧族”的原则。这是由于李唐以武立国，在国家草创之初，国本不稳，高祖、太宗将公主下降给这类人士，无非是对他们给唐朝开国立下的汗马功劳加以旌表，同时密切彼此之间的关系使君臣一心，借以稳固根基不深的李唐帝国。公主在政治面前并不是被作为一个人来看待，而是被符号化、被表征了。她们代表的不是自己的幸福，而仅仅是一条纽带、一架桥梁，沟通圣上与臣下的关系，而且这种只重出身、不问品行的行为，导致许多公主婚后的夫妻关系并不融洽。这些所谓的勋贵名臣之后大多属于纨绔子弟，不仅不学无术还品行不端，与身份很不相配。高阳公主的驸马，宰相房玄龄次子房遗爱“诞率无学”，城阳公主的驸马，宰相杜如晦次子杜荷“性暴诡不循法”，如此人物怎能给予妻子幸福，唐朝不管是公主还是驸马的婚姻，都不过是被政治绑架了而已。
至于“未尝尚山东旧族”，一方面由于山东的高门大族虽然早已不复昔日盛况，政治与经济实力都衰颓不堪，甚至沦落到了“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的境地，但仍然自矜门阀，不屑与血统贵而不清的李唐王室结姻;另一方面则与唐朝前期打击山东士族势力、树立新族阀的意图息息相关。
贞观十二年(638)，太宗由于厌恶山东旧族自矜门第，不与他族为婚的行为，而且有“欲崇重今朝冠冕”的意愿，遂令高俭、韦挺、令狐德棻、岑文本四人“遍责天下谱牒，质绪史籍，考其真伪，辨其昭穆，第其甲乙，褒进忠贤，贬退奸逆，分为九等……”但臣下未能领会上意，仍以崔民幹为第一等，惹怒太宗，遂命他们重新刊定，“专以今朝品秩为高下”，于是“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降崔民幹为第三等”。编撰《氏族志》虽然是为了提高李唐王朝自身的地位，希望树立起以李姓为首的新门阀力量，但其在暗中同样抑制了山东旧族的势力。这一政治意图反映到唐代公主的婚姻状况上来就呈现出了“未尝尚山东旧族”的选尚情形。纵然有高祖女真定公主驸马崔恭礼这样出身于山东郡望博陵崔氏的人，但那也早已被关陇集团所拉拢，成为此集团内的一份子了。
贞观末年以后，功臣勋贵之家尚主的风气有所衰减，究其原因，主要是经过高祖、太宗两朝的调整与发展，这时的唐王朝政治形势大好、气象博大宽广、风气开放自由，没有大型战争，也就不需要通过联姻来掌控将帅的行动，而且由于这些功臣勋贵之子大多无才无德，而且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难以保全性命，如柴绍与平阳之子柴令武本是比景公主驸马，但因坐与房遗爱(高阳)谋反，同公主一道被赐死;同理还有城阳公主驸马杜荷，因坐太子承乾之事被诛等事，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被淘汰出皇家择婿范围也就无可厚非了。
自高宗永徽年间至玄宗天宝年间，与外戚结姻蔚然成风，这与上一阶段展现出不同的特点，主要是由于当时统治者在新的政治形势下寻求新的政治联盟所致。太平公主乃武则天之女，先于永隆年(681)岀降薛绍，在薛绍死后由武则天做主先后下降武承嗣、武攸暨，武承嗣是武则天兄元爽之子，武攸暨是武则天叔父士让之孙，都与武则天有深厚的血缘关系。这样做主要是希图借助自己的家族势力稳定自己的统治;安乐公主，中宗之女，其一嫁、二嫁均为武氏子孙，其中下降武崇训，是在长安中(702左右)，这一时期正是处于武瞾统治时期，这次联姻就渗透出中宗与武后家族联手来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的意图。神龙政变之后，中宗复位，其政治统治地位不甚稳固，对于“以张柬之为首的南衙官僚集团和相王、太平公主势力”来说相对薄弱，因此只得借助韦后亲族所代表的势力来巩固，因此这一时期除了出现韦温、韦安石等韦氏宰相，还有定安、成安等三位公主分别下降韦濯、韦捷等人，也是出于血缘关系对政治统治的维系之考虑。待玄宗继位，政治目光则又集中到了杨氏一族上，其女齐国公主岀降元献皇后杨氏族人杨敷、万春公主一嫁、二嫁夫婿皆玄宗宠妃杨玉环族人。
总的说来，整个唐前期公主的婚配与驸马的选尚标准都随着政治局势的调整而调整，展现出其政治性的根本特征。统治者拉拢勋贵名臣维系王朝长治久安的同时，还着力于通过血缘关系来构建“李武韦杨”的政治集团。
(二)唐代中期驸马选尚特点的变化与政治局势的互动
公主和亲，自古以来比比皆是。昭君出塞路上的琵琶声如泣如诉;布达拉宫仍昭示着文成公主入藏的壮举，玄宗前，唐代公主和亲者25人，虽然为数不少，但全部都是宗室、功臣之女，真正的天子真女是没有出现过的。李隆基在位时，突厥首领曾多次请婚于唐王室，皆不应，其首领默咄小杀对使者言道:“两蕃亦蒙赐姓，犹得尚主……且闻入蕃公主，皆非天子之女，今之所求，岂问真假?”依默咄小杀所言，则唐玄宗贞观十三年(639)以前未曾有过一位真公主和亲，且番邦都以能尚唐家公主为莫大光荣，不惜竭财力充聘礼“频请不得，实羞见诸蕃”。这无疑是唐前期强大的政治威慑力在发挥作用。
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于范阳举兵叛变，唐王朝转折点安史之乱爆发。叛军势如破竹，唐军几乎不能招架，逼得肃宗于灵武建立临时政权。战事吃紧，仅仅依靠郭子仪、李光弼等大将很难扶唐之将倾，李亨只得向回纥借兵，借以渡过难关，在各方努力下，终于广德元年(763)平定安史之乱。李亨因回纥向唐发四千精兵助战，感其恩德，故诏以幼女宁国公主于乾元元年(758)岀降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以结姻好。这桩婚姻反映了在回纥助唐平安史之乱的政治局势下，唐统治者一方面为了报答回纥援助之恩，另一方面也存在使唐与回纥之间同气连枝，防止变生肘腋的政治意图。宁国岀降之日，曾对来送自己的父皇哭诉道:“国家事重，死且无恨!”真是闻者泣泪。
贞元三年(787)八月，回纥合骨咄禄毗伽可汗遣使者来朝献贡方物，且请和亲，德宗未许。当是时回纥与吐蕃在边境不时骚扰，其性凶狠，徵求无度，而且北庭将士“乏马，无以给之”，综合当时整个形势考虑，德宗于是采纳宰相李泌“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的建议，希望通过联合回纥等政权，分化、孤立吐蕃，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而最有效也最快捷的联合方式便是和亲，于是德宗将咸安公主许婚给回纥首领来达到稳定边境的目的。这则是一例通过挑选公主婚姻对象来影响政治局势的例子。虽然宁国公主与咸安公主都在下降之后得到了“置府官属，视亲王例”的优待，但也不能抚平她们以女子之身扛起平静胡尘之事的悲壮与辛酸。
天宝以后，唐内战不断，拥护朝廷的武将在这时都因战功而成为功臣，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军功贵族。其中最有名望者当属平安史之乱、攻崔乾祐“以身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的郭子仪。他战功赫赫，每年仅俸禄就有二十四万緡之多，私产更是不可计数，其“宅居亲仁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不知其居。前后赐良田、美器、名园、甲馆不胜纪，……八子七婿皆显贵朝廷”。但这些远远不够表彰他作为扶危救困之臣的功绩，代、德、宪三朝出身卑微的郭子仪一门三代五尚公主，这等殊荣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原因无他，盖乱世军功耳。
至于公主下降藩镇之家的特点则更好理解了。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几乎掏空、耗尽了唐王室的财力、物力，其统治力量大为衰弱，军事、经济也是空乏、凋敝不堪，这时吐蕃又趁火打劫，经常寇乱边境，唐廷不堪其扰。在这样的政治局势下为了避免滋生内乱和能够使军民在漫长的战争后有个安定的环境休养生息，同时也是因为唐政权的存续，以藩镇为代表的地方势力是必不可少的。虽然这些藩镇的存在瓜分了中央的权利，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政府一定的军事、经济帮助。《中国通史》有载:“永泰元年(765)九月，仆固怀恩勾结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等数十万众东进，代宗无兵可发遂诏郭子仪于河中使其守泾阳，又命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守东渭桥……镇西节度使马璘、河南节度使郝庭玉守渭河便桥，凤翔节度使李抱玉守凤翔……代宗调动各地节度使兵力，加强京师的防御，说明唐朝皇帝是离不开藩镇的。”而在经济上，藩镇也曾给予朝廷一定的帮助，德宗时长安经济十分困难，浙江东西道节度使韩滉曾大力支持过德宗。德宗兴元元年(784)，“时关中兵慌，米斗直钱五百;时滉米至，减五之四。”贞元二年(786)，“关中仓廪竭，禁军或自脱巾呼于道曰:‘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上忧之甚，会韩滉运米三万斛至陕……上喜……”如此看来唐朝廷既无法完全消灭藩镇的威胁，又依赖于他们提供的帮助，因此在晚期只能与这些“喜则连衡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又其甚则起而弱王室”的藩镇“结为姻亲，互为表里”，充分表现了唐王室对藩镇无奈的姑息。
在宪宗元和以前，下降藩镇的8位公主中有5位进入了魏博、成德这两个强藩之中，与他们多次通婚明显是惧于他们的兵力与地理位置、向当时政治格局妥协的无奈之举，想借联姻来达到“冀以结固同心，庶其悛革”的目的，昭宗时期则将这种藩联姻视为保命之途的行为发挥到极致。时“帝在凤翔，以主下降茂贞子继偘，皇后不允，帝曰:‘不尔，我无安所!’”真是让人不胜唏嘘。
宪宗时，情况略有不同。他是个有野心也有作为的皇帝，在位期间想要改变唐室的颓势、纠正日益削弱的朝廷权力和日益膨胀的藩镇权力的局面，他开始改变对藩镇的姑息政策。元和十四年(819)，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入朝居留;攻打成德镇，虽屡战不能胜，但在王承宗死后，其弟承元降唐。这些都说明了宪宗在削弱藩镇的势力，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效。反映到对驸马的选择上则是这一时期没有与藩镇结姻，唯一的一例是宪宗女下降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子于季友，还是由于“宪宗立，权纲自出，頔稍惧，以子尚主”。
(三)唐代晚期驸马选尚特点的变化与政治局势的互动
唐代晚期驸马侧重于从卿士之家或进士及第者中挑选，驸马的人品才貌比之前有所提高。文宗为自己的两个姑姑临真、真源二公主挑选驸马，相中了进士卫洙和杜中立。杜中立父杜兼“建中初，进士高第”、叔父杜羔“贞元初及进士第，有至性”，而他本人则以门荫历太子通事舍人。宣宗为自己爱女万寿公主挑选的驸马郑颢(荥阳郑氏)“举进士……有器识，宣宗时，恩宠无比”。祖父郑絪是宪宗宰相，“幼有奇志，善属文，所交皆天下有名士，宏辞高第……絪本以儒术进……世以耆德推之”。这一时期的驸马多数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又或者本身为进士及第者，造成这一特点出现的原因一方面是晚唐的帝王们大多自身也才学深厚，与士子有惺惺相惜之意，文宗“尚贤乐善罕比，每宰臣学士论政，必称才术文学之士，故当时多以文进”。宣宗自己“强记默识”好与进士谈，曾“诏于士族中选人才尚公主”。另一方面则是科举制推行多年，深入人心，世风也逐渐偏重文学之士，而且此时的统治者也更重视名教理法，而世族高门子弟多继承家学传统，重视礼教、修养;科举及第者也在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滋养下，文采翩然、举止有度，被皇室看重也不足为奇。
二者表面看来只是统治者个人的喜好，但究其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出于唐代晚期政治局势的需要。这一时期宦官专权、南衙北司互相对立攻讦、朋党之争此起彼伏，这一系列问题比中唐更加突出(这些问题一直存在，但由于中唐最大的问题是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的对抗，因而问题不突出)，这些问题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使晚唐的的统治更加风雨飘摇。“安史之乱后，对李唐政治具有影响的主要是藩镇和朝官”但藩镇势力久经打压仍然很顽固，到了晚唐，统治者似乎也已经放弃通过让公主充当“羁縻使”来左右政局的想法，因而这一时期严格说来只有平原公主一人下嫁藩镇。虽然藩镇是唐朝廷无力拔除的“眼中刺”，但“朝官则是能依靠和控制的对象”。这一时期的朝官大多数通过科举考试拔擢上来，他们有才学、有能力，很多位居高官且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润，讲究三纲五常，可以为统治者所倚重，来达到牵制宦官、防止皇权旁落的目的，而这些人中又以山东士族为最，“范阳卢氏自兴元元年甲子起，至乾符二年乙未止，除停举二年外，九十年间中登进士者一百一十六人……山东著姓登相位者同样很多。
四、结语
唐之一代，气象万千，不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社会风气都堪称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翘楚，但就是这样一个宏伟的时代，皇帝女儿以及女婿的命运都不由自己控制。
唐代前期的皇室公主驸马的甄选范围以功臣子弟和外戚姻族为准，主要是为了稳固刚刚建立的李唐政权;唐代中期的皇室公主驸马的膺选主要圈定在藩镇子弟和新兴军功贵族之家，也是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局势所作出的无奈妥协;唐代晚期公主驸马的选尚则主要倾向于世卿之家，这种转变也是为迎合当时统治者在宦官专权、皇权旁落的状况中寻求新的政治同盟的意图。
总的说来，整个唐朝公主的婚配与驸马的选尚标准都随着政治局势和统治者对内对外政策的调整而调整，展现出其政治性的根本特征。不论是地位尊贵显赫如公主者，还是功勋显著、文才武功如驸马之家者都没有自主权可言。
无论出身多么高贵，无论身处于一个多么开放的时代，女子都是男权社会压榨的对象，只是程度的不同而已。通过驸马选尚特点的变化这种细节来钩沉出当时时代的变迁，历史的作用不正在于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