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西身体哲学观之比较的论文

关于浅谈中西身体哲学观之比较的论文

　　中西身体观分别代表了人类两种不同的身体观。若对这种区别加以表述的话,可用“我有一个身体”与“我是身体”加以涵括如果说前者以其科学意义上的物体论的身体的主张,为我们指向了西方传统的身体观的话,那么,后者则以其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的身体的强调,为我们指向了中国传统的身体观。现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该区别进一步地详加申述。

　　一、非自足的身体与自足的身体

　　较之中国传统身体观的身体,西方传统身体观的身体是一种非“本自具足”的身体。从源头上说,这种非"本自具足”的身体观则肇端于古希腊从心灵本体出发的观念主义。如苏格拉底把身体视为我们获取知识的障碍,柏拉图把身体视为认识论的真理的天敌,亦把其视为伦理上的罪恶的渊薮,进而推出了一种危言耸听的“身体坟墓说”。即使在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亚里士多德的学说里,其以形式和质料来分别解释灵魂和身体,似乎为身体恢复了一席之地,但观念主义所导致的“形式优先”思想,使亚里士多德依然把身体视为消极的而非积极的东西,而与柏拉图主义异曲而同趣。

　　二、个体性身体与互体性身体

　　正如“物体”(object)—词的西文词义表示的那样,西式之作为“物体”的身体,也即作为被看的对象的“客观”的身体。这种客观的身体观导致西方文化在迷恋身体外观的同时,还表现为在古希腊思想对身体明晰的“分节”(articulation)的特有关注。这不仅意味着在“分节”名下、基于“区分”原则的西方语言学理论实际上是“近取诸身”的产物,而且还意味着,在西方人眼里,我们自身的身体同样是“分析主义”的,是以可区分的个体性身体为其基础和单元的。从微观层面身体解剖学学说的确立,到宏观层面社会伦理的个人主义思潮的风靡,都是这种个体性身体观的具体体现。

　　三、“形神二分”的身体与“形神一体”的身体

　　如果说西方传统的身体观是一种科学式的身体观的话,那么,中国传统的身体观则为一种哲学式的身体观。这种“科玄之别”可以在中西身体的“形神”关系上得到深入阐明和洞显。毋庸置疑,西方传统的身体观是一种“形神二分”的身体观。而这种“形神二分”的身体观同样源自古希腊从心灵本体出发的观念主义。从这种观念主义出发,柏拉图将我们的世界区分为理念的世界与现象的世界。在他看来,如果说观念的世界在时间上是永恒的,那么,现象的世界在时间上则是转瞬即逝的。一朵美的花终将凋零,一个美的人终将人老珠黄,而美的概念、美的理念却可生命永驻、万世长存。这样,这种“两个世界”理论在人那里则导致了灵、肉的二分:作为理念的人的灵魂是不朽的,而作为现象之物的人的肉体则为可死灭之物。故为了保持灵魂的不朽就必须摆脱肉体的纠缠,由此就导致柏式的回到生前死后的所谓灵魂的“回忆说”的祭出。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中西医理论实质之迥异。在西医那里,一如福柯所指出的,“解剖学给它提供的仅仅是尸体”,并且“尸体成为真理图像中最明亮的因素,在原先钻出幼虫的地方吐出了知识之丝”。(福柯,第150页、第139页)而这种“生命尸体化”使医院成为“死亡庙宇”(同上,第18页),并使医生成为“肉体的教士”(同上,第35页)。这不仅意味着,与中医“形神一体”的“灵化的身体”相对,西医的身体则为一种“形神二分”的“无灵的身体”;如果说在中医那里,“有神自在身”,使人可以“收拾精神,自作主宰”地成为其生命的主人的话,那么,在西医那里,随着我们身体的彻底地祛灵化,人们在把自身的生命完全拱手相让给医院的同时,也使医院的医生以其所谓的“白衣天使”,成为主宰人的生命乃至肉身化、俗世化的整个尘世的真正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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