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批判的历史哲学评述

　　对于历史哲学，不少学者都是持批判的观点，下面小编为大家整理了关于学者批判的历史哲学的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阿隆的批判的的建立是从历史本体层面，从破除历史理性的二律背反，即黑格尔传统的单线的统一历史观和以斯宾格勒为代表的不可还原的多样性的历史观开始的，他认为不先问认识、分析和批判历史认识的能力，就径直去追求历史的事实和规律，那就是历史的形而上学。可以说，两者的核心思路都是试图在本体论层面上建立一种历史的统一性，背后都隐藏着追寻历史真理的冲动，不同的是，前者宣称从一种关乎人类全体的哲学中，获得了一种古往至今的历史真理，将历史视为一种精神史的实现;后者则宣称忠实于历史事实本身，用史来界定历史，从而得出了各文化各自为政，互不干涉的多元的统一性的结论。阿隆首先承认人类历史的多样性，后者无法用单一范畴涵括，历史学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立场和时代的兴趣构建出一种解读历史的方式，但这一理论如果是的，必须接续一个实证的过程，然而黑格尔的历史模式的错误便在于，直接将一种理解历史的模式转化成了一种有关人类历史的科学认识。其次，斯宾格勒的不可还原的历史观，则是将这种多样性推向了另一个极端，因为他主张各文化间互不交流，各自受到时空的限制，只具有一种内部的融贯性，并且有各不相关的源头。如是一来，斯宾格勒实际上是自己堵上了理论的出路，关于他本人究竟是如何抓取到这一历史真理的问题就变得十分可疑。事实上，阿隆承认多元的历史观是现代历史哲学的共识，然而与斯宾格勒不同，他的历史主义去掉了前者理论中的形而上学色彩，他认为以往历史主义的错误便始于一种形上的企图。对阿隆而言，历史本身，既非独立个体的堆积，亦非完全连贯，而呈现出一种“模棱两可”的状态。而所谓的历史统一性，并不基于真实的发生，本质上是由历史学家构建起来的东西。可以说，他将历史统一性的问题从本体界拉回现象界，他的批判的历史哲学体现了新康德主义在历史科学的应用。如是所言，当传统思辨的历史哲学的终极目标消失时，历史学将往何处去，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客观性立基何处，作为一种非复制而是重构性质的学科，如何能避开相对主义的结论等，就成了摆在阿隆面前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总的来说，20世纪伊始的历史哲学从本体论向方法论的转向，逐渐放弃了历史究竟为何的追问，而着重历史认识的性质及其独特性的问题，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历史说明及历史规律这些论题。篇幅关系，本文将侧重于对第二个问题的分析。需要说明的是，客观性在阿隆那里，取的不是跟主观性相对的不偏狭的含义，而指的是普遍性。对他而言，鉴于历史科学特殊的学科性质，它归根结底是关于人自身的学科，因而与人类意识倏忽不可相离，如是一来，康德式的追问“何种条件下历史科学才是可能的”也需要被替换成首先追问“历史科学普遍有效是可能的吗?”然后，“在何种范围内我们可以说它是普遍的?”简言之，对历史科学的客观性的追问由对基础的追问转向了划定界限的问题。阿隆也在《历史哲学导论》中，自述对历史科学的考察采取的是一种描述性的方法———一种现象学的方法，虽然历史科学离不开事实本体，然而，历史学仍在本质上反映了人们对过去的意识和反思。总的来说，由于历史的复杂性、文化的多样性以及人的选择的多样性，历史科学的客观性无法像那样诉诸于一系列的因果序列最终导向一种规律的方式来建立，而必须依赖于处于主导地位的理解基础上与说明的协作。在这里，理解始终是作为历史研究的根本方法存在的，究其根本，因为历史事件脱不开人的行动，而有意图的行动则是历史认识的主要对象。换言之，在阿隆眼中，历史根本上是理解的，小到理解行为者的动机，大到理解整个时代的“客观精神”，任何历史认识的建立皆脱不开理解。然而理解本身又须借助说明来建立，在这一过程中，理解和说明此二环节缺一不可，密不可分。历史认识正是在这两种历史方法间的协作下，通过历史认识的部分和全体之间的循环逐步接近整体的。比如，要真正理解一个军事将领的决策，就也许需要将决策放到更大的背景当中去，从理解当事者的意图，逐渐扩大到甚至对整个时代状况和价值体系的理解。就历史认识的具体过程而言，历史事件的建立始于史料的堆积，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重建性质的假设的历史解释，这种解释使得史料摆脱了最初的未状态而成为“可理解的事件”，同时，这些“可理解的事件”本身，作为一个在先的整体，又成为下一个阶段的解释可能的前提。①新的历史史料在与此整体的比照中获得意义，与此同时，它们又成为新的历史解释可能的源泉，这一部分和整体的循环，在阿隆看来，实际上反映了历史意义在原始史料和解读者之间的循环。他同时认为，这种循环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是合法的。②就方法论层面而言，在历史认识过程中，理解无疑是更为根本的。“人类事件之所以可以以因果来说明，本质上是因为它是可理解的。”③然而，整全的理解又是无法实现的，这是因为就它必须包含的两个层面，动机和动因④而言，后者因其涉及非理性的因素，事实上很难真正被确定;而前者，则因同一行为可被赋予的意图的多元性而难以有定论。实际上，在阿隆的论述中，我们看到，先不论理解他人行为的困难重重，即便涉及到理解自身的行为，我们也很难在事发的当口给出一个完整的解释，因为从根本上说，历史认识的特殊性在于，作为历史认识的主体，我们处于变动当中。而当我们开始自我认识，试图抓取变动中的对象的初衷，却只能沮丧地发现对于意图的还原，其实是个没法穷尽的锁链，任何理解都只能是相对的。他最后说，只有上帝才知道行为的全部初衷。

　　关于历史方法论中的理解这一面，阿隆的阐明基本是沿着前人狄尔泰和韦伯的理路;而对历史说明的阐发，才体现了阿隆历史哲学的特色之处。简而述之，历史学的因果关系是指决定导致某一事件产生的独特，不同于学建立的因果，亦不同于社会学的因果关系，即在两种现象之间确立一种固定的关系，它是不可重复的亦无法复制的。因而，历史社会学方法实质上要求一种理解性阐释和因果规定性的综合，只不过在阿隆的理念中前者更具主导地位。历史科学中的因果，在他看来，“是局部的、非全面的，它的特点是可能性，而不是必然的规定性”①。并且，说明和理解的互动所得到的历史结论只能是一种或然决定论。②对阿隆而言，或然性预设了当下的结论与最终的确证之间的差距，它意味着，即便每个历史学家不可避免地带着自己的哲学进入历史研究领域，历史的真理也并非不能被揭示出来，因为随着切入角度和解读多样性的增加，我们总能试想像“拼图”那样无限接近那个历史的原貌，即便只有上帝才能知道那个原貌究竟是什么。总的说来，他的这一结论，既承认了决定论的部分正确，使得其避开相对主义的结论，同时又为自由行动留下了空间。很明显，他的理论中反实证主义的倾向自始至终，这个倾向一方面植根于对事实和价值关系问题的异见，因为他认为历史事件中包含了价值，价值不可能与事实分离，而实证主义要求分离两者;另一方面，则根植于对因果的看法，后者试图穷尽因果锁链，而阿隆则认为，历史中的因果，不应该只是事实的因果关系，它必须包括不同的解读者在不同环境下的多种思考和选择，即包括各种不确定性，因而这样建立起来的因果，只是一种回溯性的关于可能性的计算，只能具有一种或然决定性。而这种或然性，究其根本，缘于历史认识的相对性。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相对性的产生，基于历史认识的内在特性，具体言之，一方面，在于历史认识的主体本身，另一方面则在于其特殊的认识过程。正如阿隆在论文答辩时明确指出的那样，“历史认识的主体不是纯粹的主体，不是一个先验的自我，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力求理解自己的过去和所处环境的历史中的自我”③。因而，从认识对象进入认识的视野开始，人类的反思性就无处不在，思想参与了对象的选取和重构的全过程，换言之，在历史认识中，并不存在纯粹的独立于时空的对象，我们在历史认识中时常谈论的，是对象的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