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的哲学

　　影像的哲学【1】

　　摘 要：作为20世纪风靡全球的哲学思潮之一，胡塞尔所涉猎的纯粹现象学开启了本世纪初大众艺术审美的先河。

　　他提出的关于“回归事物本身”、“生活世界”和“本质显现”等现象学观点为人类考察客观世界、认识客观对象、审视自身探寻了规律。

　　电影哲人克拉考尔的电影理论深受胡氏现象学理论影响，他不仅将胡塞尔的哲学原理纯熟地运用到电影艺术中，其对电影本性的追问、对日益颓废人性救赎的呼吁，更加完美地诠释了电影艺术的人文情怀，开阔了电影艺术全新的理论视野。

　　关键词：胡塞尔 现象学 克拉考尔 电影的本性

　　一、“回归事物本身”与“物质现实的复原”

　　胡塞尔在对纯粹现象学的研究过程中，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回归事物本身”这一概念，尽管这种“事物”并非指客观存在的物理客体，而是指“事物呈现出的人的直觉反应”。

　　但这种呈现在众人意识中的事物却被定义为“现象”，具有两大特点：第一，现象即本质;第二，现象是被直观到的。

　　所以“回到事物本身”在胡塞尔看来，就是指返回到意识领域(现象)中去寻找事物的绝对真理。

　　“在胡塞尔看来，哲学研究既不应当从物质出发去解释精神，把精神还原(归结)为物质，也不应当从精神出发去解释物质，把物质还原(归结)为精神。只有回到‘事物本身’，也就是回到‘现象’，以此作为哲学研究的出发点，从这里开始，才能避免心物分裂的二元论。因为在‘现象’之中既有意识到的物质的东西，也有意识到的精神的东西。可以说，现象学方法的主要原则在于‘回到事物本身’。”显然，现象学中有关本质的呈现并非借助概括和抽象，而是在意识中通过对特殊事物的辨识或直观得到的，此即现象学所说的经验还原。

　　不难看出，胡塞尔重视人的直观能力，不允许他们去做任何的概念、推论、判断，试图排除人大脑思维的先入之见，并加以悬置。

　　他专注于现象所呈现在人意识中瞬间的样态，承认事物已经存在(事物的确实性)，让人们尽可能详尽地去描述所看到的每一件事物，回归原初世界――“生活世界”。

　　克拉考尔认为：“电影按其本质来说，是照相的一次外延，跟周围的世界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近亲性。当影片记录和揭示物质现实时，它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影片。”在克拉考尔看来，电影因与客观物质现实“固有的亲近性”，因而具备了“物质现实的复原”这一本性，这是电影艺术摒弃随意搬演，实现偶然性与生活流的现实意义与真实目的，这对纠正人们思维模式上日益严重的“抽象化倾向”大有裨益。

　　克拉考尔毫不犹豫地坚信，通过电影来体验外部现实或为可行之道，当然，这种电影并非那种单纯娱乐化的电影，而是具有纪录性质的影片，“很显然，只有当我们把客观物象所原有的那些使它们显得‘那么生动和可贵(杜威语)’的素质一一归还之后，我们才能从自己那种几乎不由自主的抽象化倾向中有所解脱。

　　而经验――对具体的事物的经验――则是治愈心灵在科学的影响作用下染上的这种抽象化病症的良方。”可见，克拉考尔关于电影“物质现实的复原”这一本性在借鉴胡氏现象学“回归事物本身”哲学原理的同时，更加强调电影艺术是对“经验还原”，更加认同电影镜头中的现实必须处于一种未经加工的“原初状态”。

　　他确信这种影像画面将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经验直接诉诸人的感官，使人们在影像世界中体悟生活的本质，这不仅丰富了物质现象的多种含义，更有效地避免了受众被工具理性和抽象思维异化为单面人――体现在其对悲剧与先锋派电影的全面否定(不符合电影的本性)。

　　二、“生活世界”与“本质直观”

　　“生活世界”是胡塞尔晚年为摆脱唯我论而提出的一种将先验自我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的哲学理论。

　　事实上，所谓“生活世界”是指“通过对各种科学行为前提基础的质疑，而在每个人的直接经验范围内形成的那个世界，也就是指那种丝毫不掺杂任何理性思维的直接的感性体认。”这一概念，不仅映射出了当时西方自然科学发展过程中现代人日益严重的精神危机，更成为了胡塞尔拯救这个危机四伏的西方社会和文化的理想武器。

　　由此，他区分开了“生活世界”和“科学世界”这两个概念，认为科学世界只是一种外在的逻辑构造，充满了不完善性和片面性;而生活世界则包括个人的、社会的、感性的和实际的经验，具有普遍的本质必然性，而且不管自然科学如何发展，生活世界都是人类的主要的知识域，是产生科学世界的基础，只有将生活世界作为人的价值的存在基础，才能找回已经失落的人的存在意义。

　　电影哲人克拉考尔在论述电影与物质现实的关系时，特别强调了电影艺术不同于一般艺术所具有的自身的运动属性――“生活流”。

　　“‘生活流’的概念包括具体的情况和事件之流，以及它们通过情绪、含义和思想暗示出来的一切东西。

　　这意思是说，生活流主要是一种物质的而不是精神的连续，尽管从定义上来说，它们延伸到精神的领域。

　　可以假定，电影对于以日常生活为形式的生活是有所偏爱的――这一假定可以在电影手段的关心现实的基本特性中找到根据。”克拉考尔认为，在电影中最能够体现“生活流”特征的无疑是对街道的影像表达，“电影对‘街道’的永不衰竭的兴趣最鲜明地证实了它对偶然事物的近亲性……就现代街道的内容来说(我曾把现代街道称之为倏忽即逝的景象的集散地)，它引人兴趣的地方在于那里的意外事件要多于注定的事件，而属于偶然事故的事件更是司空见惯”。

　　街道在导演的镜头中时常起到烘托环境气氛、带动剧情发展的作用，街道上川流不息的人群、错落有序的建筑，各种擦肩而过的陌生面孔，将一个个转瞬即逝的影像深深地烙印在世俗的“生活世界”里，它“使我们能够找到某种以前所未曾注意的东西，某种就本身来说具有极重大意义的东西――我们的世界”。

　　“本质”概念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体系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它并不是指人为的或约定俗成的本质，而是指事物呈现出来之事，并且是无法穷尽的。

　　胡塞尔的“本质直观”理论是对本质的一种非推理和无逻辑性的直接洞察，是一种把此时此刻的个别经验还原为现象本质的过程。

　　“本质直观”强调对经验事实采取一种“悬置”或“加括号”的态度，从而“在直观过程中，将注意力集中到多样性中保持不变的那种东西上面。

　　胡塞尔所谓的‘直觉’就是直接地‘看’、审视自己的意识领域，从呈现在意识领域内的现象之中，排除那些感性的、具体的、偶然的和混杂了虚假成分的或被歪曲了的东西，即非纯粹的现象，从而将纯粹的现象，也就是直接呈现在意识中的‘事物本身’描述出来。

　　这种纯粹的现象是非具体的、非感性的，也就是本质。

　　因此，所谓本质的还原或知觉方法，就是通过反省自己的主观意识获得事物本质的方法”。

　　克拉考尔认为电影艺术区别于其他传统艺术的关键在于，电影可以毫无保留地还原现实生活的原始面貌，电影就像一面镜子，而其他的艺术样式在呈现现实生活时都会带着创作者的主观体验。

　　同时，他还指出电影除了具备记录功能外，还具有一种揭示功能，因为现实生活在影像中具有一种暗示力量，电影可以通过物质现象的各种心理――物理对应有效地帮助我们去发现这个物质世界。

　　这种所谓的“心理――物理对应”现象，在克拉考尔看来便是一种生活现象，亦或说生活本质，两者实为一体并非对立。

　　显然，克拉考尔提出的“心理――物理对应”与胡塞尔的“本质直观”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他认为电影的记录功能与揭示功能，让其与现实世界保持了一种近亲关系，而“心理――物理对应”机制能够帮助人们洞察到生活和人性的本质。

　　“总而言之，电影所攫取的是事物的表层。一部影片愈少直接接触内心生活、意识形态和心灵问题，它就愈富于电影性。”

　　综上所述，作为20世纪风靡全球的哲学思潮之一，胡塞尔所涉猎的纯粹现象学不仅开启了本世纪初大众艺术审美的先河，更为多种艺术样式彰显其独特魅力推波助澜。

　　电影哲人克拉考尔与现象学大师胡塞尔意气相投，都怀有一颗悲天悯人之心，他不仅将胡塞尔的哲学原理纯熟地运用到电影艺术中，其对电影本性的追问、对日益颓废人性救赎的呼吁，更加完美地诠释了电影艺术的人文情怀，开阔了电影艺术全新的理论视野。

　　他在《电影的本性》一书中回答了人们对“看电影到底有什么好处?”的质疑声，“我们时代的生活条件也许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对生活中仿佛是非本质的东西没有深刻的体会，便难以把握那些不易捉摸的本质的东西?今天的途径也许是从物质、经由物质导向精神?电影也许能够帮助我们自‘下’而‘上’?

　　的确，我的看法是：电影――我们的同龄者――跟诞生它的那个时代有一种明确的关系;它迎合了我们内心最深藏的需要，这正是因为它可以说是破天荒第一次为我们揭示了外在的现实，从而深化了我们跟‘作为我们栖息所的这块大地的关系’。”笔者认为，作为20世纪大放异彩的第七艺术――电影，现象学启示我们应该回归艺术本身去探寻电影本身所要传递的信息和本质。

　　现象学所研究的电影艺术，不仅把电影当作一种现象，把电影所表现的对象作为一种现象，更把作品的缔造者也看作是一种现象，电影艺术呈现出创作者不同的人生经历，也折射出其不同的思想倾向和内心情感。

　　参考文献：

　　[1] 王岳川.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M].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

　　[2] (德)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3] (德)埃德蒙德・胡塞尔著.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张庆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4] 胡星亮.再现现实：现象学现实主义――电影纪实学派理论评析[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4.

　　[5] 肖平.“我要给自己划定范围”――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自序新论[M].现代传播.2009.

　　文化哲学【2】

　　摘要：传统形而上学哲学的终结引发了文化哲学的兴起。

　　文化哲学以人类文化作为全部哲学的反思对象，它试图在各门具体文化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从哲学角度把各类文化现象综合和理解为一个统一的文化体系。

　　它对人和历史的极大关注，对理性异化的批判，从而超越了思辨哲学，拓展了哲学的理论视野。

　　关键词：文化哲学 思辨哲学 人化

　　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以来，西方现代哲学经历了二个转向：朝科学方法论和语言转向;理性向非理性转向。

　　前者形成科学主义思潮，后者形成人本主义思潮，而这二种转向的背后蕴含着当代哲学正由“思辨哲学”向“文化哲学”的转向。

　　哲学家们企图站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上对人的存在、人的思维、人的历史、人的社会和价值进行哲学反思，企图运用文化哲学来回答当代人类及其社会所面临的困惑和危机。

　　一、文化哲学产生的根源

　　文化哲学肇始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

　　18世纪启蒙运动以比文艺复兴更彻底、更自觉的革命性对封建等级和神权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打破了神本主义的思想桎梏，使人们不再借助于上帝，而是通过对人自身的特点和活动的探讨来说明人及其文化。

　　达朗贝尔在他的《哲学原理》一书的卷首，对18世纪的时代精神作了概括的描述。

　　“如果仔细考察一下我们生活于其中的18世纪中叶，考察一下那些激励着我们，或者至少也对我们的思想、风俗、成就甚至娱乐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件，就不难看出，我们的观念在某些方面正在发生一种极为显著的变化。

　　……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思索一番我们的知识现状，那就无法否认，我们时代的哲学取得了进步。

　　自然科学一天天地积累起丰富的新材料。

　　几何学扩展了自己的范围，携带着火炬进入了与它最邻近的学科――物理的各个领域。

　　人们对世界的真实体系认识得更清楚了，表述得更完美了。

　　……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发现和运用，伴随着这些发现而来的那种激情，……于是，从世俗科学的原理到宗教启示的原理，从形而上学到鉴赏力问题，从音乐到道德，从神学家们的烦琐争辩到商业问题，从君主的法律到民众的法律，从自然法到各国的任意法……这一切都受到了人们的讨论和分析，或者至少也都被人们所提到。”①

　　达朗贝尔是18世纪最重要的学者和知识界的发言人之一，他的这些话直接表达了当时的精神生活的性质和趋势。

　　也就是说，启蒙运动不再像唯理论和经验论那样只关心人的认识问题。

　　而是要用理性去审视整个社会和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即审视整个文化，看其是否是一种理性的、合理的文化。

　　所以恩格斯曾说：“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怎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②可见启蒙哲学建立起了最早的文化批判哲学。

　　文化哲学理论的直接创始人应归功于意大利启蒙运动思想家G.B.维柯、德国18世纪启蒙思想家狂飙运动的理论指导者赫尔德和德国大哲学家康德这三位思想家。

　　维柯的《新科学》(全名《关于各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的原则》)是第一部文化哲学著作。

　　该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如何从原始野蛮状态发展成为过社会生活的文明人。

　　维柯的基本出发点是共同人性论。

　　他认为，各民族起源和处境尽管不同，在社会发展上都必定有些基本相同的规律，《新科学》所探求的正是人类文化起源和发展的规律。

　　这部书对后来文化哲学的建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赫尔德、歌德、黑格尔、《古代社会》作者摩尔根，以及马克思、恩格斯都受过该书的影响。

　　赫尔德在研究了各国的历史、风俗、宗教、哲学、艺术和科学的基础上写作了文化哲学著作《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企图找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他把这些规律归结为由于各民族的地理环境不同，因而所形成的文化也不同。

　　康德作为文化哲学的思想先驱，其功劳最大，这是因为康德第一次从哲学角度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人的主体性问题。

　　人及其主体性是文化哲学的核心问题。

　　康德哲学的巨大功绩在于，他超过了以前的一切哲学派别，第一次全面地提出了人作为与动物不同的主体性问题。

　　人的主体性是由三个方面的因素构成的：从人的认识能力上讲，康德提出从时空感性直观到纯粹知性概念(范畴)的认识形式。

　　人有了这套认识形式，才能把感觉材料组成知识。

　　从人的伦理行为上讲，康德认为人作为主体性质，他必须服从自己给自己立的法――绝对命令，即道德法庭，正是在服从这“绝对命令”中，才显出道德的尊严和它无与匹敌的力量。

　　个体应有担负全人类的存在和发展的义务和责任，只有这样人才具有主体性。

　　从人的情感结构上讲，审美涉及人的情感问题，康德把人的审美愉快独立出来，它不同于动物性的官能愉快，也不同于概念性的理智认识，审美作为人的主体性的最高和最终成果，它是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是人的自由形式。

　　这样，人的主体性包括认识论的智力结构、伦理学的自由意志和审美情感结构，这三者便构成人是目的、人是自由、人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人有价值等主体性的根本内涵。

　　这就为后来的文化哲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然而，在思辨哲学盛行时期，文化哲学不可能得到大的发展，因为思辨哲学所关注的“理性”光辉尚未失去它的光彩。

　　文化哲学的发展只有当近代理性主义出现困境，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遭到批判，文化哲学才有可能受到人们的重视。

　　从社会发展来看，启蒙运动之后，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主要国家先后建立起来，19世纪中叶后，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发展，人的创造性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同时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矛盾也更加尖锐化和复杂化。

　　人类创造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又反过来统治人类，成为一种异化的力量。

　　创造了近代科学和民主的西方世界，又成为毫无顾忌的扩张者和侵略者，这一切要求人们不能只从理性出发去考虑人的认识能力问题，必须从文化的全方位出发、对人的本质、存在、历史、价值、人的发展、传统与现代等一系列有关人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哲学思考，这便为文化哲学产生提供了社会历史条件。

　　从哲学自身发展的历程上看，近代理性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使人的主体性不断突现出来，但是近代理性主义基本上是用抽象的哲学思辩方法和近代自然科学方法说明人，因此又难以全面地说明人的主体性，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另辟蹊径，这就要求人们从文化――哲学层面进一步去反思人的问题，这就为文化哲学创造了理论条件。

　　从科学发展来看，自19世纪中叶起，随着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神话学等各种具体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特别是文化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发展，使人们对具体文化结构和各种文化事象的研究逐渐深入，这为人对文化进行更深入的哲学反思提供了许多具体的田野文化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