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学、研究中的惯性思维问题
历史教学、研究中的惯性思维问题
摘要：本文针对在新疆地方史教学、研究中形成杨增新“无为而治”惯性思维的原因，从“无为而治”的概念、杨增新实行“无为而治”条件的缺失、杨增新思想与实践三个方面，论述杨增新“无为而治”观点的谬误，并提出解决和规避新疆地方史教学、研究中惯性思维的方法。
关键词：历史教学 惯性思维
杨增新治理新疆“无为而治”作为一种观点为不少人认同，也为新疆地方史教学科研工作者和学生所接受，在新疆历史教学过程中亦常持有这种观点，成为新疆历史教学研究中的惯性思维。
形成杨增新治理新疆“无为而治”惯性思维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杨增新在新疆实行“无为而治”的观点得到不少学人的公认。
台湾学者李信成在其著作《杨增新在新疆》中称，“杨氏的思想倾向于老子，无为而治为其政治理想”。
陈瑞芳在其文章《试论杨增新“无为而治”的治新政策》中，从闭关自守政策、愚民政策、弱兵政策以及经济建设和杨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等方面，阐述了杨增新治理新疆的“无为而治”。
其二，杨增新治理新疆“无为而治”的观点亦表现在杨增新时代见证人的言论中。
刘恩德在《略述新疆省立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中提到，在1924年新疆省立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第一班学生毕业时，杨增新“给前十名的学生各送一本谢斌的《新疆游记》、一本老子的《道德经》，意思让学生熟悉新疆的过去和当时的情况，理解他的‘无为而治’统治理论”。
其三，“无为而治”思想在杨增新本人的.《补过斋日记》中亦多有述及。
笔者结合有关杨增新的文献资料进行综合分析，认为杨增新治理新疆“无为而治”这一观点有失偏颇。
从“无为而治”的概念来看，所谓“无为而治”，无为即无所作为，治是治理，自己无所作为而使天下得到治理。
道家认为统治者的一切作为都会破坏自然秩序，扰乱天下，祸害百姓，因而要求统治者无所作为，效法自然，让百姓自由发展。
其主要内容是“为无为”和“无为而不为”，具体措施是“劝统治者少干涉”和“使民众无知无欲”。
在政治方面，杨增新则建立了便于百姓上访的邮禀制度，禁止在新疆实行民举官制度等。
在发展新疆经济方面，杨增新组织省政府及各地方政府官员参与全疆开渠垦荒，给予较为正确的指导;对新疆实业给以政策支持，采取一些保护性的措施;通过外交途径为新疆创造商机，废除中外不平等的商务条约。
在遵守条约的前提下，禁止外籍商人的不法贸易以保护中国商民的权利，通过争取在俄国境内设立领事，保护旅俄新疆商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在教育方面，杨增新创办女子学校、开办图书馆、创办第一所新疆近代高等学校俄文法政专科学校等，开新疆文化教育之先河。
为了维护新疆的稳定，杨增新尽量不触动新疆土著居民的风俗习惯和文化教育传统，但对维吾尔人聘请外国人在新疆任教及留学归来人员创办学校和传播泛伊斯兰、泛突厥主义思想则予以禁绝，并关闭了一些学校;杨增新还对外来不良文化采取抵制措施，检查新疆与内地的来往信件，杜绝无政府主义及泛伊斯兰、泛突厥主义对新疆的影响。
杨增新为了防止中国内地军阀染指新疆，对中国内地实行所谓的“闭关政策”，他防止内地游民进入新疆，并对内地公司修筑新疆至内地的公路持抵制态度，但他从未禁止新疆同内地的商业往来，相反，在其主政时期，新疆与内地的贸易有了一定的发展。
杨增新禁绝苏俄对新疆的革命输出，但在新疆与俄国的贸易方面则持鼓励态度，所以，杨增新所谓的“闭关政策”不是绝对的，发展对内地和外国的贸易，正是其开放的表现。
总之，杨增新主政新疆时期新疆省政府就新疆的政治、经济、外交、文教等各方面采取了相对积极的干预措施，稳定新疆社会，使新疆得以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与“无为而治”概念中劝统治者少干涉”和“使民众无知无欲”及道家提倡让百姓自由发展的思想相差甚远，也与道家所提倡的“小国寡民”思想不可相提并论。
在杨增新主政时期，新疆不具备实施“无为而治”的条件。
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思想在唐代初年和宋代初年都得到了积极的体现，统治者都曾利用无为而治的思想协调处理当时的社会矛盾，并有所收效。
从历史上看，无为而治的成功范例都发生在大乱之后的稳定时期，统治者为了让人民休养生息而采取这种“无为而治”的政策。
杨增新主政新疆时期，新疆面临的国际环境较为严峻，其时俄国支持的外蒙侵犯科布多、阿尔泰;俄国在伊犁发生革命后，即向新疆大量派兵，欲乘机入侵新疆;俄国哈萨克因反抗政府统治大批逃入伊犁;俄国哈萨克、布鲁特因反对政府征兵，遭到镇压后逃入新疆;俄国革命爆发后，俄新、旧两党交战，新疆边境受到影响;俄国旧党败兵退至新疆边境并进入新疆境内，致使新疆边防更加危急。
另外，新疆境内不稳定的因素一直存在。
杨增新主政新疆初期，伊犁新伊大都督府与新疆省政府对峙;哥老会在新疆多个地方戕杀地方官吏;哈密农民起义爆发;新疆还发生了和阗维吾尔人热合曼领导的反抗县政府的起义、阿克苏柯坪县农民对“下乡需索”差人的“纠众殴差”事件、奇台宋金山发动的军队哗变、东北、山东、河北等地逃来新疆的流民暴动、台吉加喀列里领导的哈萨克牧民“聚众抗差”、“聚众驱逐差役”事件、塔城哨官马万禄等发动的“戕官劫械”事件等。
杨增新统治集团内部也存在不稳定的因素，杨增新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而新疆一批军、政官员却支持和响应蔡锷领导的护国运动;马福兴在喀什发展自己的势力。
在意识形态方面，新疆出现泛伊斯兰、泛突厥主义的传播。
这些因素或已经破坏了新疆的稳定，或对新疆的稳定构成潜在的威胁，一旦杨增新的措施失当，都可能使新疆陷入动荡之中，故当时在新疆缺乏施行“无为而治”的条件。
从杨增新治理新疆的思想与实践来看，也与“无为而治”不符。
杨增新并不主张愚民，他称，“老子‘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中国数千年来民智难开，皆由此等谬说所误”;“愚民之策在闭关时代则可，今五洲大通，人巧我拙，人强我弱，民智不开，势必民为奴，国为墟，而后可。
故愚民政策在今日为亡国政策”。
杨增新还批驳老子“人多伎巧，奇物滋起”的观点，认为：“立国于列强竞争之世，岂能人皆巧而我独拙，一切工艺制造之学，万难视为缓图。
”杨增新也反对老子的“绝学无忧”思想，主张“无用之学所当绝，有用之学不可绝”。
杨增新认为，“(女子)不识字则不能当家，不能写算，吃亏必多;上不能相夫，下不能教子，更不待言。
故女子必入学堂，以立他日为人妻为人母之基础”。
杨增新主政新疆时期，新疆外患内忧频仍，新疆的经济、文教等落后，迫使他采取各种措施抵抗外来侵略，维持新疆的稳定，发展新疆的文教事业，这既是他维护自己统治的需要，也是国家利益之所在。
杨增新发展新疆的政策服从于其稳定新疆的政策，是在当时的形势下所做出的正确选择，而所有这些措施都是杨增新治理新疆“有所为”的表现。
因此，总的来说，杨增新治理新疆并非“无为而治”。
当然，在新疆地方史教学、研究中，由于惯性思维而形成的一些错误的或有失偏颇的概念或观点还有不少，要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一个过程。
首先，教师要重视科学研究，对一些形成定视的概念及观点进行研究和论证，甄别其正确与谬误，并将正确的结论应用于教学科研中去。
其次，要更新教材。
新疆地方史的教材内容陈旧，教材及相关参考书已经不敷需要，结构和内容均有待更新，需要补充新的研究成果。
再次，在教学、科研中要加强学术争鸣的气氛，对有争议的有关新疆地方史的观点予以深入探讨，使教学内容更具科学性，更加严谨。
最后，教学、科研工作者应不断更新观念，除教材内容外，更要掌握学术前沿，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添入新疆地方史新的研究成果，开阔自身和学生的史学视野。
参考文献：
1、李信成：《杨增新在新疆》，台湾国史馆，1993年。
2、杨增新：《补过斋日记》，民国十五年(1926)刊本。
3、《新疆文史资料》第三辑，第29页。
4、陈瑞芳：《试论杨增新“无为而治”的治新政策》，《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5、白云、买买提祖农：《新疆都督杨增新述评》，《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
6、丁以德：《杨增新治新用人初探》，《新疆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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